讓傳統文論“活起來”，不只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題中之義，更是文明自負的主要表現。故若何讓傳統文論“活起來”日益成為學界追蹤關心的主要課題。現實上，中國古代學者就有此方面的思慮，且留下了很多勝利案例。如朱自清的“詩言志”闡釋就屬此例。時至本日，他的“詩言志是‘開山的綱要’”這一結論為人反復征引，用以闡明“詩言志”在中國文論史上的第一位的威望位置。故有需要重返朱自清的“詩言志”闡釋，以此不雅測朱自清“活化”傳統文論的途徑，為今世“活化”傳統文論供給鏡鑒。
體系不雅照，立“開山的綱要”位置
朱自清以為“詩言志”是中國歷代文論的“開山的綱要”。這是一種基于中國文論全體面孔作出的體系不雅照。這既與朱自清借鏡西學，接收東方的體系不雅念與方式有關，也與他對中國文論體系的熟悉與掌握有關。
一方面，朱自清指出要參照東方古代的“文學批駁”不雅念與方式來挑選并評判中國的詩文評傳統。他說：“‘文學批駁’原是外來的意念，我們的詩文評雖與私密空間文學批駁相當，卻有它本身的成長，……寫中國文學批駁史，就難在將這兩個人空間樣比擬得恰如其分，教我們能以靠了文學批駁這把明鏡，照明白詩文評的臉孔。”他的中國古典文論研討就是以西學作為鏡角。好比他重視中間意念的厘定與提煉，這頗似東方古代學科將概念術語視為需要前提的研討思緒。且“意念”一詞不只包括“概念”“不雅念”“術語”“意義”等詞的意涵，且有統攝全局之意味。這表白他試圖經由過程擇取中間意念以買通中國文論史意圖。這源自一種迷信化、實際化的思想不雅念，且是在西學東漸的佈景下逐步構成的。不外，在他那里，借鏡西學，盡非唯西學是從，而是在參照西學與追蹤關心中國文論原來臉孔的雙器重野中睜開。故此，他以為郭紹虞以東方純文學與雜文學二元不雅念來熟悉中國現代的“文”“筆”之別，魏晉南北朝的文學不雅念因“分開傳統思惟而趨于對的”等，這些見解未必符合現實情況。他誇大“以我們本身的尺度，權衡前人，似乎不至公道。各時期的周遭的狀況決議各時期的對的尺度，我們也是各還其原來臉孔的好”。
另一方面，朱自清力求說明中國文論的體系架構。朱自清指出中國文論始于論詩，故詩論為中國文論的初始形狀。而就詩論言，擺佈其成長的有四個意念，即“詩言志”“詩教”“比興”“正變”。此中，“詩言志”是“開山的綱要”。鑒于詩論在中國文論中的泉源位置，故“詩言志”亦是中國文論的開山綱要，它奠基了日后中國文論成長的基調與標的目的。“詩言志”重視詩與政治、教化間的關系，到了漢代就構成了“詩教”這一意念。他以為“詩言志”與“詩教”是中國詩論的兩個綱要，重在告知人若何懂得詩，若何受用詩。“比興”與“正變”是詳目，屬于方式論范疇。此中，“比興”是若何懂得詩的方式，“正變”是若何受用詩的方式。而“比興”有一個由方式變為綱要的經過歷程。故他又指出“詩言志”“詩教”“比興”是中國詩論的三條“清規戒律”。這般一來，朱自清經由過程四個意念及其“綱舉而目張”的關系辨析，提醒了中國文論的內涵體系。
辨章考鏡，明多重史態
“辨章考鏡”語出清代章學誠所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辨章是從橫斷面說的，即分辨各類學說之間的分歧。考鏡是從縱剖面說的，是研討各類學說成長的汗青。朱自清的“詩言志”闡釋，正以辨章考鏡的方法睜開。
經由過程辨章，他提出“詩言志”包含獻詩陳志、賦詩言志、教詩明志、作詩言志四種形狀。這四種形狀亦即“詩言志”的四種寄義，其差別在于言志的分歧。如獻詩中的言志是自下而上的，多為公卿列士做詩獻給帝王，表示為“不出乎諷與頌”，且諷比頌多。賦詩中的言志多“諸侯之志，一國之志”，表示為“頌多于諷”，且往往以斷章取義的方法用詩，從而與獻詩陳志有所分歧。教詩中的言志是由上而下的聚會場地，重“言”，以教化為重要目標，且開端追蹤關心作詩人，故分歧于獻詩和賦詩重視聽歌的人。作詩中的言志多為一己之窮通某人生義理之感悟，真正認識到作詩人本身，這是其奇特地點。顛末這般辨析，朱自清說明了“詩言志”是一個包括著豐盛內在的意念。
借助考鏡，他厘清了“詩言志”成長的內涵史脈。他起首指出“詩言志”一詞最早見于《尚書∙堯典》，并經由過程“詩”“志”的語義考據，得出“詩”同于“志”，指出“詩”或“志”包括有聞一多所說的“記載、記憶、懷抱”三層意思。但他誇大到了“詩言志”時，詩已指向懷抱了。而這種“懷抱”與禮相干，與政治、教化相干。這也就奠基了“詩言志”與政教有關的基調。獻詩陳志、賦詩言志大略這般。教詩明志更是以教化為重要目標。即使到作詩言志時，也“總還貼在窮通出處上”。這般一來，他提醒了“詩言志”“皆關政教”的基礎特徵。
如上可見，朱自清的辨章考鏡方法，顯明采用了中國傳統的訓詁考證法，但也融會了東方的語義學批駁和語境剖析法。如關于“詩言志”的四種寄義的剖析，這與語義學批駁重視細讀和多義的剖析有關。又如對獻詩陳志、賦詩言志、教詩明志、作詩言志的講究極為重視出處。如從《詩經》搜索獻詩陳志的證據，從《左傳》找尋賦詩言志的例證，從《詩年夜序》發明教詩明志的闡述，從“騷人”之賦、漢代辭人之賦、東漢五言詩等中尋覓作詩言志的表示。不惟這般，以此為中間，向汗青縱深處推動。如論教詩明志，從《詩年夜序》開端，然后回溯到孔子、孟子的論詩解詩法。又如論作詩言志，從先秦詩歌展衍到明清時期。這些頗似東方語境剖析的研討途徑。可以說，朱自清的“詩言志”闡釋是以中國的辨章考鏡傳統為基體，以訓詁考證等中國方式作為基礎接收視野與西學東來的語義學批駁和語境剖析法停止方式互啟的成果。所以，盡管朱自清曾誇大郭紹虞等人的批駁史“是縱剖的論述，范圍也年夜，通論與專評都要說及”，而他“卻想橫剖的看，看中國文評究竟有幾年夜類”。但從他的“詩言志”闡釋看，他不只是“橫剖的看”，並且是“縱剖的論述”，由此澄清傳統文論的原來臉孔。
以史為據，迎回文以載道
當然，朱自清對“詩言志”的闡釋，并不在于僅僅提醒其位置，說明其復雜史相，而有其實際目標。此中最為凸起的是以史為據，迎回文以載道。
五四以來，文以載道往往被視為表示儒家思惟的東西而遭到批評。至1932年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則明白以言志載道絕對立的形式描寫中國文學史，誇大言志即“人人都得不受拘束講本身愿講的話”，載道則是以文學為東西表示“道”，表現出揚言志而抑載道的偏向。正基于對這種言志載道對峙論的反思，朱自清開啟了“詩言志”的闡釋任務。如他在《詩言志辨》序文中說：“古代有人用‘言志’和‘載道’標明中國文學的主流，說這兩個主流的升沉形成了中國文學史。‘言志’的轉義原跟‘載道’差未幾瑜伽教室，兩者并不沖突；現時卻變得和‘載道’對峙起來”。于是，他經由過程辨章考鏡的方法，提醒了“詩言志”與政教有關的基礎特徵，為言志載道原一的結論供給了無力的論證，將文以載道迎了回來。那他為何要迎回文以載道？年夜體而言，至多有如下兩方面的緣由：
其一，尊敬史實，還其原來臉孔。言志和載道本是植根于中國文明泥土而發展出來的中國特有話語。由于中國文明著重的是一種全體性的思想，與東方的二元對峙思想方法有很年夜的差別。所以，中國文學史中的言志與載道盡非二元對峙的，而是有著相融通的一面。但周作人顯然借勢的是東方的為藝術而藝術與為人生而藝術的二元對峙框架來熟悉與評價中國文學史中的言志與載道。這是不合適史實的。故朱自清在《詩文評的成長》一文中誇大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駁的研討“并不是現成的套子，隨便就可以套在史實上”，顯明包括著對以東方為獨一尺度的治學途徑的批駁。
其二，受內在情勢的誘發，助力文藝抗戰。在抗戰時代，若何重建中國文明以追求精力氣力，成為思惟界的廣泛趨向。朱自清借重以言志載道原一論代替言志載道對峙論，恰與這一總體情勢相分歧。假如說載道是以文學為東西來表示“道”，那么，右翼就持有此種不雅念。所以，周作人的言志載道對峙論中也隱含著對右翼文藝的非議與反撥。但在抗戰情境下，右翼文藝愈發顯示出其宏大的感化力。故朱自清提出言志載道原一論，既暗含著對右翼文藝的認同，也為其供給了史論的支柱。不外，提請留意的是，朱自清迎回文以載道，盡非將文藝的特徵與特性完整消除出往，而是誇大言志中有載道，載道中有言志，盡力使五四時代構成的本位主義話語與右翼的社會話語相融會，著眼于實際人生，表現出“文以載人”的古代特點。
綜上，朱自清經由過程體系不雅照確立了“詩言志”的“開山的綱要”位置，以辨章考鏡說明了其多重汗青形狀，并以史為據回應實際題目。這是一種“三步走”的闡釋途徑，即借鏡西學、回到汗青語境，直面中國題目。用朱自清本身的話說，就是“將文學批駁還給文學批駁”“將一時期還給一時期”“將中國還給中國”。這種闡釋途徑，不只有效于“詩言志”的復原和活化研討，也有效于全部傳統文論的復原和活化任務。不惟這般，朱自清的言志載道原一論，也可為我們當下的“文以載道，以文明人”供給實在的標的目的與道路。
（作者：許麗，系贛南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副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