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6年7月11日離滬赴京開辦《晨鐘報》，到1927年4月28日被革命權勢殺戮，李年夜釗人生最后十余年重要是在北京渡過的。這時代，因任務、生涯以及反動運動需求，他及家人多次遷居，有過多處居所。
這些居所，見證了李年夜釗從一個愛國的平易近主主義者改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見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佈過程。
今朝，大師熟知的李年夜釗的居一切八處：西單皮庫胡同，向陽門內南小街竹竿巷(現名竹竿胡同)，鬧市口回回營2號(今鬧市口南街)，石駙馬年夜街后宅胡同35號（今文華胡同24號，已成為李年夜釗舊居留念館），宣武門內銅幌子胡同甲3號(今銅光胡同)，邱祖胡同(現已撤除)，府右街后年夜坑向陽里4號(今西城區后達里)，東交平易近巷俄國舊兵營處。
筆者顛末查閱相干史料文獻發明，對于李年夜釗在北京的居所，還有一些補教學遺之處。
李年夜釗最後或住《晨鐘》報社
1916年李年夜釗赴京開辦《晨鐘報》。《晨鐘報》即有名的《晨教學報副刊》前身，上世紀二三十年月徐志摩、孫伏園分辨擔負過主編。新月派晚期作品、魯迅及周作人等人的很多名篇佳作即頒發于此。
據楊琥編著的《李年夜釗年譜》，李年夜釗開辦《晨鐘報》的年夜體情況是：1916年5月初離japan(日本)東京回國。中旬抵達上海。7月11日，同宋仲彬、霍侶白等乘輪北上。7月中旬抵達北京，開端開辦《晨鐘報》。7月29日，白堅武到京，協助李年夜釗開辦《晨鐘報》。白堅武當天的日誌記錄：“寓群賢館，移晨鐘報社。”8月15日，《晨鐘報》創刊。
那時，《晨鐘》報社位于宣武門外丞相胡同。這條胡同北起騾馬市年夜街，南至南橫西街，全長640米，明時稱繩匠胡同，1965年改稱菜市口胡同。許維禎、徐乾學、畢沅、響亮吉、龔自珍、曾國藩、左宗棠、秋瑾、蔡元培等明清兩代及平易近國時代名人都曾在此棲身過。上世紀九十年月末，跟著菜市口年夜街的守舊，菜市口胡同被全體撤除。
《晨鐘》報社的詳細地位，據晚清重臣李鴻藻之孫李宗俊的《李鴻藻一家及其舊居》（《宣武文史集萃》，中國文史出書社，2020年12月）一文憶述：
走進丞相胡同（即此刻的菜市口胡同）（注：此為原文注釋，菜市口胡同現已無存）年夜約五十米遠，就到了路西一個小門樓——菜市口胡同7號，這里就是我爺爺李鴻藻舊居的一部門（原年夜門在現甲11號。現11號、9號、7號本來都是李鴻藻舊居）。
甲11號原是舊居的年夜門，現為某單元車庫，這里在平易近國時，曾是李年夜釗、張申府、胡適等人主編《晨鐘報》的編纂部。
依據該文記敘，李鴻藻舊居由南北相連五進院落構成。最南為年夜門，二進院為一坐北朝南的三合院，“有垂花門，走進垂花門見北房五間，房前有柱廊，工具配房各三間。”二進院是主人會客和敬祖先的處所，后三進院分辨是男女主人的住處以及后花圃。
筆者猜測，《晨鐘》報社所處院落本初并不年夜，院中應以南房、西房為主，報社租用后做了一些改革，自成格式。而李年夜釗最後就住在報社。
當然，僅憑《李年夜釗年譜》的內在的事務，尚缺乏以證實李年夜釗移居皮庫胡同前的幾個月，是棲身在《晨鐘》報社的。好在李年夜釗所撰《哭沈漢卿君》一文供給了較為靠得住證據：
君乃于往歲暑中一省故鄉……既而家居月余，遂來北京，吾是時適在《晨鐘》報社，留君居社中者數日，吾以《晨鐘》創刊，事頗紛忙，未暇共君泛論胸臆，尋游勝跡，君遂促回鄉。
那時正值《晨鐘》創刊，李年夜釗整天在社內忙于各類事務，且留老友居社中數日，可見李年夜釗住在《晨鐘》報社的能夠性極年夜。
李年夜釗在這里呆了不到兩個月，就分開了《晨鐘》報社。依據《李年夜釗年譜》，1916年9月5日，《晨鐘報》登載《李守常啟事》，講明李年夜釗“辭往該報編纂主任之職”。9月7日，依據白堅武的日誌：“晚，偕立齋、守常訪伯蘭略談。遂同澤平易近至皮庫胡同新宅，守常本日移居于此。”
由此可知，李年夜釗于9月7日晚移居皮庫胡同新宅。從8月15日《晨鐘》創刊，到9月7日分開，短短的二十多地利間里，李年夜釗在《晨鐘》上頒發各類作品14篇，他為之傾瀉了極年夜熱忱與血汗。
竹竿巷的居所后來轉給胡適
1917年1月前后，李年夜釗偕高一涵遷居向陽門內竹竿巷（1965年后改稱竹竿胡同），配合為章士釗主辦的《甲寅日刊》撰稿。白堅武1月25日的日誌寫道：“昨午后，同澤平易近訪守常、一涵于向陽門竹竿巷。”
這一年的6月中旬，因張勛復辟，章士釗避居天津，《甲寅日刊》復刊。7月初，李年夜釗出走上海。
10月，獨守竹竿巷的高一涵，迎來新的合租人、安徽同親胡適。此前，留美回來不久即被北年夜聘為理科傳授的胡適，暫居于北年夜教人員宿舍。1917年9月30日致母心腹中，胡適如許寫：
適現尚暫居年夜學教員宿舍內，居此可不出租金。飯錢每月九元，每餐兩碟菜一碗湯，飯米頗不如南邊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適意俟拿到錢時，將移出校外棲身，擬與友人六安高一涵君同居。
信中又云：
所同居高君亦勤學之士,所居甚寂靜,可以無外擾,故欲移出同居也,彼處租金每月不外六元,每月僅出三元耳。
同年10月26日，胡適致錢玄同信的題名地址已是“竹竿巷4號”。按舊時門牌排序方式，該居處應是進進小路東口后，路北數第四座院子。
胡頌平《胡適之師長教師暮年說話錄》（1961年6月2日）記錄：“我第一次回國在北年夜教書，很窮，和高一涵兩人合租一座院子。南面三間是高一涵的，北面三間是我住的。”此外文中還談及雇廚子采買、做飯，闡明院中還有配房、廚房若干間，並且李年夜釗在此棲身時的格式，年夜致也這般。
1918年春節剛過，高一涵便遷往他處。胡適自己也于同年3月30日搬至緞庫胡同后身8號。
任職北年夜時住進西齋
據《李年夜釗年譜》，李年夜釗于1917年11月11日分開南京北上。到京不久，經章士釗推舉，赴北京年夜學藏書樓任務，12月17日餐與加入北京年夜學二十周年校慶留念會并合影紀念。1918年1月中旬，李年夜釗正式接替章士釗出任北年夜藏書樓主任。
那么，李年夜釗此次返京后住在哪里呢？鮮有材料說起。筆者在《國立北京年夜學廿周年事念冊》中有驚喜的發明。《國立北京年夜學廿周年事念冊》于1918年4月編印，從“例言”得知，該冊1918年1月25日開端彙集資料，至4月30日所有的編就付印。時光上看，恰是李年夜釗來北年夜任務不久。在該留念冊的“人員一覽·現任人員錄”中顯示：“藏書樓主任李年夜釗，別名：守常，年事：三十，籍貫：直隸樂亭，住址：本校。”
除李年夜釗外，住址掛號為“本校”的，另有文科學長夏元瑮，預科傳授劉半農、林損等，合計33人。
既然住址為“本校”，那校內獨一可供教人員棲身的處所只要西齋年夜門東側、胡適剛遷出不久的教人員宿室了（上世紀三十年月改作北年夜女生宿舍）。
筆者猜測，西齋年夜門東側第五進院的東配房，最有能夠是李年夜釗那時的主任辦公室，其后院落即是北年夜西文藏書樓。
沒有房租，一日三餐經濟實惠，省往逐日路上奔走，這對于只身在京、生涯樸實且傾情工作的李年夜釗來說再適合不外。
但是，這種局勢只保持到同年7月上旬。據史料記錄，北年夜紅樓原計劃為預迷信生寄宿舍，待1918年秋正式啟用時，調劑為理科、藏書樓、研討機構等講授、辦公場合。北年夜的景山東街校區，勢需要騰出空間增添先生宿舍。1918年7月2日《北京年夜學日刊》刊發了一則《本校布告》：“本校為畫一門禁，嚴防火險及教人員待遇同等起見，自寒假起，校內除雜物課、管帳課等各留備一人員備豫不虞外，其他教人員均不復寄宿校內。特此布告。”
北年夜景山東街的校區不讓教人員寄宿校內，這促使李年夜釗抓緊另擇新房，他決議應用暑期返鄉之際接老婆趙紉蘭和一雙兒女來京團圓。
此時，李年夜釗在經濟上也有所改良。那時北年夜藏書樓主任一職的俸薪尺度分為五等：每月一百二十元至二百元不等。由于李年夜釗是新任，據1918年9月的《國立北京年夜學人員經歷表》，李年夜釗的俸薪定為五等：一百二十元，若算上稿費，他每月的支出應該不低于二百元。
李年夜釗在北年夜棲身的時光雖僅半年多，卻適值俄國十月反動迸發，他親密追蹤關心鄰國靜態，深刻研討十月反動對中國社會發生的影響。1918年，他撰寫和頒發了《俄羅文雅學與反動》《俄國反動與文學家》等一系列宣傳社會變更的文章。1918年7月1日這一天，他就頒發文章十余篇。此中，《言治》季刊第3冊刊載的《法俄反動之比擬不雅》是中國最早先容俄國十月反動巨大成功的文章。
住“回回營二號”仍是“南池子三號”
聯合《李年夜釗年譜》對李年夜釗1918年7月至9月間運動軌跡的記錄，李年夜釗偕家人進京的時光大要在8月中下旬。據李葆華（1909年10月至2005年2月）多年后回想：
1918年寒假停止后，父親李年夜釗由五峰山避暑回來，帶母親和我與星華到北京，在回回營新安了個家。對門是父親的老友陳愚生一家。
李葆華在文中提到的這個新家，是位于鬧市口的回回營二號(今鬧市口南街)。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紀九十年月，關于李年夜釗居所又呈現了“南池子”一說。1999年10月，王元周傳授在《李年夜釗“少年中國”主義的構成與改變》一文中首提李年夜釗“南池子居所說”：
1918年春陳愚生移居南池子二號(即回回營二號）（注：此處為原文的注釋），1918年八玄月間李年夜釗將家屬接到北京，住陳愚生隔鄰，南池子三號。
后來不少學者除援用上述不雅點外，還提出如許的不雅點：“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粹會在南池子二號陳愚生家中宣佈成立。”
早先出書的《李年夜釗年譜》持有附近不雅點：
周太玄在《悼陳愚生》一文中，還提到李年夜釗在北京最後的家，即在陳愚生家（南池子二號）（注：此處為原文的注釋）的隔鄰，可見少年中國粹會倡議人之間來往之密和教學場地友情之深。
這些學者的不雅點所根據的均是少年中國粹會倡議人之一周無（號太玄）頒發在1924年2月《少年中國》第4卷第10期的《悼陳愚生》一文。據周無的這篇文章先容：1917年夏，陳愚生來京后在歡然亭賃屋而居，進冬搬到城南新華街，“第二年開春，他又移居南池子二號，這即是他們新婚后的新房……于是，慕韓他們都回到北京，我于是與夢九、眉生會見。這幾個月內真是我們最快樂的時代。我們的學會也就在那時發生。我們的聚首都是在愚生家中，守常也于那時參加了。后來守常家屬進京，便住在愚生的隔鄰。”
要厘清李年夜釗究竟住在“南池子三號”仍是“回回營二號”，有一些史實需求清楚。
起首，南池子與回回營并不是統一個處所，這兩者不克不及直接畫等號。
據1920年出書的《適用北京指南》，昔時北京存在兩處南個人空間池子：一處在西華門外年夜街路南；一處在東華門外，即現在北起東華門年夜街，南至東長安街的南池子年夜街。同時，有三處回回營：一處在西長安街路南，一處在宣武門內的鬧市口，還有一處在阜成門北的北溝沿。
周太玄未言明陳愚生所住的“南池子二號”是東華門外，仍是西華門外，但不論是哪個南池子，與三處回回營都不重合。
再次，關于少年中國粹會的成登時點。依據《李年夜釗年譜》記載，1918年6月25日，李年夜釗造訪從japan(日本)回國的曾琦，“與曾琦、王光祈等商討少年中國粹會事”。五天后，即6月30日，由王光祈聯絡曾琦、張夢九、陳愚生、雷寶菁、周太玄等人在北京宣武門盆兒胡同岳云別墅倡議少年中國粹會。后來，學會又約請李年夜釗作為倡瑜伽教室議人之一。
顛末一年準備，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粹會正式成立。同年7月15日刊行的《少年中國》第1卷第1期，在《會務紀聞》中有如許一筆記載：
在京同人特于七月一日午前十鐘齊集回回營陳宅開正式成立年夜會。
1920年3月15日《少年中國》第1卷第9期刊尾處，刊登有本月刊緊要啟事一則，內云：
凡有關于學會事務，請與北京西城南鬧市口回回營三號陳愚生君聯繫。
聯合前文周太玄的文章以及這兩處記載來看，陳愚生1917年夏到京后，先居歡然亭，進冬后搬到城南新華街，1918年春移居“南池子二號”，而在1919年7月以前，陳愚生的室第又遷至鬧市口回回營三號。
1919年7月，少年中國粹會成立的地址簡直是在陳愚生家，但此時陳愚生的家曾經不在南池子了，而是在回回營。
陳愚生很有能夠就是在1918年7月和8月之間搬場，李年夜釗來京后住在陳愚生的隔鄰。這個“隔鄰”所指的地址，就不克不及想當然地以為是“南池子三號”，而更能夠是回回營二號。
對于以下情況，周太玄無疑是明白的。他是1919年2月離京赴法留學的。這之前，為少年中國粹會事宜，與李年夜釗和陳愚生均有親密往來。他在《悼陳愚生》一文中就記有：“我離京的頭一天，愚生與守常在廉價坊與我餞行。”
依據材料，平易近國時代，廉價坊在宣武門外的米市胡同，離鬧市口的回回營不遠。1919年2月，陳愚生和李年夜釗住在回回營的能夠性更年夜。
1951年7月10日張申府為張次溪編著的《李年夜釗師長教師傳》一書所作序文中，也為此供給了比擬確實的干證：
我記得最明白的：在五四以前，引導新思惟活動的刊物，《新青年》以外，就是《每周評論》。這個刊物，就是平易近七（1918年）初冬，我和他在那兩間房子里談出來的，勝利之后，開端也是由他和我主辦，由宣外年夜街的北京《晨報》承印。我記得清明白楚，在創刊的前一夜，我和他曾親身在報館里往校訂。比及校完了，看了年夜樣，印出來兩張之后，那時天已四點，每人拿著一張，徒步進順治門回家，就是說不出來的興奮！那時他住在宣內回回營，而我住在十八半截南半壁街。
由此可見，李年夜釗住在回回營更為正確。現在，李、陳兩家為鄰的屋子已不復存在，但他們為后世留下了一段動聽的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