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顧城

摘要：詩人顧城之逝世使人們發生了對“童話詩人”之“童話”的質疑，“顧城景象”由此引出關于發蒙的承諾與掉落、童話的純摯與風險的寓言。回到“童話詩人”一詞構成的汗青現場，彼時的詩人及批駁家群體在“童話”之上寄予的發蒙等待與顧城對童話釋義的差別便浮現出來。前者盼望借由其天然與無邪的特質來治愈創傷并從頭開端一個“新時代”，后者則付與童話無始無終的時光不雅并塑造“有為無不為”的兒童抽像，在說明汗青暴力的同時成為了暴力的共謀。以離別曩昔的認識為配合出發點的發蒙摸索畢竟分道而行，童話話語外部的復雜與牴觸裸露出八十年月的汗青癥候，并成為發蒙岔路的出發點。

要害詞：顧城、童話、發蒙、八十年月

引言

1993年10月8日，有名詩人顧城在新西蘭的威赫克島（急流島）上殺妻，隨后自縊。這則令人震動的新聞在國內外敏捷發酵升溫，真假難辨的報道隨同著倫理與文學的爭辯一時沸騰。在那時昏黃詩的高潮已過，甚至文學也曾經邊沿化的情形下，顧城之逝世卻帶著千奇百怪的魅影激起巨浪，成為了所謂的“顧城景象”[1]。于是這位成名于八十年月的詩人在其逝世后又一次被濃墨重彩地“畫像”。除了出書社競相發布他的四部作品——《英兒》《墓床》《顧城古詩自全集——海籃》《顧城散文全集》之外，他的生前老友也紛紜寫下悼念文章，更有諸多批駁家對此事務停止反思。

“詩人”與“童話”，“暴力”與“逝世亡”，成為這些會商中的兩組要害詞。正如顧城在其成名作《一代人》中所寫：“黑夜給了我玄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覓光亮”。兩組看似分屬于“光亮”與“暗中”范疇的詞語在此時如讖言般被溝聯起來。從某種水平下去說，顧城之逝世被上升為一種文明景象恰是出于對這些語詞的迷惑。構建這兩組詞之間繁絮的邏輯關系艱苦重重，遠遠跨越了破解一路小我偶爾逝世亡事務的難度，它牽扯到八十年月發蒙的承諾與掉落、童話的純摯與風險的寓言。

一個“童話詩人”為何故這般暴力的方法停止別人與本身的性命？這個題目在顧城逝世后便被當即提出，本文也以此作為思慮的出發點。只是時隔多年，當我們以汗青的“后見之明”往從頭審閱這個題目，我們再無實足的信念往直白地將此回因于小我生長中的某些創痛。並且，當這起事務衰退了它古怪的消息性，我們也會發明這個題目照舊夢魘般揮之不往，究其本源正在于“童話”二字。那時的批駁家婉言，這種宏大的震動源于殺人行動與“童話詩人”抽像的不成協調[2]，顧城的“童話王國”只是他“特別卻又有意識中營構的迷魂陣”[3]。

可以說，“童話詩人”這頂桂冠對于顧城來說既是生前空泛的指涉，又是身后不成蒙受之重。于是我們由此尋覓到持續拆解這個題目的途徑——往一點點剝離附著于“童話”之上的意涵與等待（“童話”一詞在本文中不指涉體裁范疇，只是作為“童話詩人”中“詩人”的描述詞）。這種“附著”盡不只是由顧城單獨完成的。他的作品以及文論只是構建“童話”意義的一部門，而同代詩人與批駁家，甚至“顧城景象”的一切創作發明者都分送朋友或書寫了這個黑甜鄉/夢魘。

顧城

本文測驗考試以顧城為線索來從頭檢視八十年月的“童話”話語，梳理這種話語外部環繞而生的枝蔓，三個末節分辨針對以下焦點題目睜開會商：

其一，“童話詩人”的稱號從何而來？八十年月的詩人與批駁家（“一代人”）若何在昏黃詩論爭中詮釋這個稱號？他們借由童話的修辭表達了何種發蒙幻想？這種發蒙幻想中隱含著何種汗青不雅與時光不雅？

其二，顧城若何懂得“童話詩人”？他在詩中建構的童話性的自我有何特色？和同代人比擬，顧城的發蒙幻想、汗青不雅與時光不雅有何特殊之處？

其三，顧城在急流島大將童話幻想變為實際，他構筑本身的“童話王國”根據的是何種理念？“童話王國”的終極損毀與他的“天然哲學不雅”和童話不雅之間有何聯絡接觸？

顧城的個例包括著多重聲部的對話。他的思考與那時批駁家對他的解讀/誤讀之間所構成的張力讓我們得以窺見八十年月關于童話與發蒙話語的汗青癥候。而另一層深意則在于，顧城小我的喜劇固然不克不及直接指向所謂八十年月發蒙的成果，但卻提示著我們往留意童話話語外部的風險性——童話的無邪中能否曾經暗含了某種推翻性的原因，或許說，它的牴觸與暗影若何被掩蔽？

一、光亮與暗中的悖論：“童話詩人”與“一代人”

1980年舒婷為顧城寫下了一首題為《童話詩人——給G·C》的詩。這即是“童話詩人”的稱號最後的起源。[4]我們并無法確知這首詩對八十年月開端構成的顧城的“童話”印象起到了什么樣的感化，但它至多可以作為一個耐人尋味的引子。由於這此中既包括了一個密切的友人對顧城和童話的基礎讀解，又靜靜埋下了一些關于這個稱號的意味深長的謎題。

這首詩中寫到的事物，像“星星、紫云英和蟈蟈”“雨后的塔松”“桑椹”“鷂子”同屬于“天然”的種別。與之構成對峙的則是“病樹、頹墻”和“銹崩的鐵柵”。細究起來，這些詞語都曾在顧城的詩中呈現，對天然的大批書寫簡直是顧城詩歌的一個主要特征。顧城在自述中也會反復談及天然對童年和詩歌創作的影響。好比他酷愛瀏覽法布爾的《蟲豸記》，繼而搜集很多蝴蝶標本，他說那是“年夜天然給我的詩的說話” [5]。這首詩用這些意象標誌出了顧城。但從并置的兩組事物來看，舒婷卻只是以那時昏黃詩人較為廣泛的對天然與童話的書寫和懂得方法來表達了一種抗衡的意圖。

正如奚密針對昏黃詩群體的研討所發明的，與“后昏黃詩”所寫的身處實際的童年比擬，昏黃詩更多地將天然與兒童相聯絡接觸，并與社會體系絕對立，以此表達未被淨化的無邪的涵義。她將此稱為“天然的兒童”，指出詩人們以三種相互聯繫關係的情勢來展示它。其一是假以兒童的視角來察看這個世界；其二是直接在詩中刻畫兒童；其三是追想本身的童年。詩人們借由“孩子”來表達對佈滿搾取感的實際世界的疏離，同時也以兒童的邊沿化的社會成分來誇大本身人格的自力和完全。

所以在這些詩中，兒童所代表的無邪、敏感、富有想象力的世界抗衡著成人社會的冷淡、虛假和無情，而童年則是詩人們在實際中遺掉又寄看于詩歌的樂土。[6]奚密總結出了昏黃詩人在利用童話話語時所表達的反水意圖，但是天然與社會的二元對峙不免難免是對這種反水過于籠統的描寫。若何對待童話話語在八十年月所具有的特別涵義勢必須要我們回到那時的發蒙語境之中，追溯時人對“童話詩人”更多的會商。

由於其代表作《一代人》，顧城為評論者與大眾所熟知。這首詩在那時劇烈的昏黃詩論爭中被反復稱引，出其料想的是，它獲得了論辯兩邊的承認。對昏黃詩持否決立場的批駁家以為，這首詩“反應了社會實際，能惹起大師的共識”[7]，並且也“讀得懂”[8]。持同意看法者，更稱贊其與北島的《答覆》一道，可謂“佈滿了肩負平易近族興亡重擔的年夜無畏精力的詩聲”[9]之雙壁。

這種分歧性的告竣重要是由于《一代人》中所寫的“黑夜”與“光亮”有著兩方公認的汗青指向。它的辯證性既合適時人對文革的反思需求，也不掉為對實際和將來的悲觀等待。這正如徐敬亞在《突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古代偏向》中所寫，“無論是對暗中的提醒和對將來的盼望，新一代詩人顯然都更深入、更明白——有一種徹底擯棄幾千年的因襲，周全走向古代社會的古代感”[10]。不外，這首詩也裸露出一個在八十年月難以回避的題目：即當人們在有著清楚的“黑夜”認識的情形下，又該若何走向“光亮”的路途？

顧城的這首《一代人》概況上與童話沒有任何干系，也是以在關于顧城詩歌童話性的研討中不被留意。[11]但是在八十年月，這首詩實在與“童話詩人”的稱號有著密不成分的關系。並且恰是這種關系為“黑夜”若何銜接“光亮”的題目供給了一個謎底。顧城的第一本小我詩集名為《黑眼睛》，這顯然取自這首詩。聯合詩歌的題目來看，“玄色的眼睛”無疑是對“一代人”的描摹。在北島意味類似的詩歌《答覆》中也有相似的表述——“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將來人們注視的眼睛”[12]。

《黑眼睛》 顧城著

可是，相較于北島語稱“人們”如許明白的所有人全體性表述方法，顧城的這首詩實在存在著一種含糊（這種明白和含糊不只是詩人創作的語協調用詞題目，也是在讀者接受時產生于文學場域的一種景象）。“黑眼睛”不只是對一代人的想象，同時也參加了很多對顧城小我抽像的懂得。更確實地說，這是被作為他“童話詩人”的一種描述詞，進而衍生出更多與孩子的純真懵懂相干的涵義。

那時不乏如許的評論，“在被人目為昏黃的這一代古詩人中，假如說舒婷的昏黃詩‘心較比干多一竅’式的精緻，北島的昏黃是一個角斗士進場拉上面罩的警悟，那么顧城的昏黃，則是象孩子般睜著一雙黑眼睛來對待那佈滿機巧與圓滑的人生，反而使持久在畸形文明氣氛中掉卻了心態均衡的人們瞠目”[13]。提取這些描寫中互為詮釋的要害詞，那即是“兒童”“童話”“純真”。這些詞語被視為可以穿透“機巧與圓滑”的氣力，可以使人瞠目。所以，“兒童”實在是一個暗藏在這首詩的文本后很是要害的要素，只要孩子的黑眼睛才具有凈化“黑夜”的才能，才可以供給一條通向光亮的路途。

別的，當這些八十年月的評論者以顧城的青年抽像來談兒童時，暗含了更為復雜的“發蒙”或許“解救”意義。正如謝曉虹在對《狂人日誌》的研討中所發明的，魯迅并不是將社會批評力依靠在實際中無邪的兒童身上，而是借助于“狂人”所具有的兒童與成人的雙器重點。[14]顧城的例子也是這般。評論者們應用“童話詩人”的修辭來依靠將成人群體包括在可被解救的范圍之內的盼望。同時，這種修辭還能以成人的能動性來處理誰來解救的題目。發蒙者與被發蒙者之間的牴觸便在如許一個懷有童心的成人抽像上獲得了疏解。

風趣的是，顧城本身對這首詩里的“光亮”與“暗中”有著判然不同的解讀。他寫道：

假如光亮不愿到人私密空間世來，便不該強求。強求來的光亮未必不依然是暗中。可是有時辰強求是必定的。而他人看是強求，對于你本身來說倒是命里注定，就像“尋覓”是你的命里注定一樣。[15]

顧城所講的不只是一種汗青認識，更是關于小我存在的題目。只是他提早到來的宿命的盡看感在那時并未破壞人們從他的詩中取得將來可期的幻想。這是一個在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上素昧平生的場景，是八十年月幾次回看的“五四”也曾聚焦的題目——關于喜劇必定性與成長能動性的爭辯。當人們把社會解救的期許放在孩子的無邪之上的時辰，魯迅卻寫下《狂人日誌》和《孤單者》，猜忌著異樣流淌在孩子血液里的“病”能否有痊愈的能夠。

文革之于晚清，八十年月之于“五四”，任何詳細的汗青情境都相差甚遠，但顧城的例子向我們浮現的倒是另一種與“五四”的照應——他在不經意間開啟的不是對發蒙符合法規性簡直認，而是借由兒童和童話來表達了從頭開端的意圖后，依然存在著對“成長”的童話的深入質疑。而他與評論者之間對“光亮”與“暗中”關系懂得的錯位，更讓人發覺到其與魯迅的“對抗盡看”之間巧妙的隱喻式聯接。

二、時光的童話：布林的誕生與逝世亡

顧城固然曾在訪談中說過“童話詩人”只是一種“內在的印跡”[16]，但他本身實在為這個稱號也增添了很多翰墨。最為評論家所留意的是他在《我是一個率性的孩子》與《簡歷》這兩首詩中對自我的表述。“我是一個率性的孩子/我想涂往一切不幸/我想在年夜地上/畫滿窗子/讓一切習氣暗中的眼睛/都習氣光亮”[17]。“我是一個悲痛的孩子/一直沒有長年夜”[18]。在無邪之外，他又被以為具有了困守于童年、“謝絕成年”和“無法成年”的喜劇特征。[19]

也有學者依據顧城本身的文論來剖析他的自我，將這兩首詩列在他的第二個階段“文明的自我”之中，以為顧城此時極力融進八十年月的發蒙思潮，在詩中停止社會批評。而在此之前與之后的階段則分辨是“天然的自我”“反文明的自我”和“無目標的自我”。[20]這種分期的意義實在并不在于時光上的界分，由於顧城的思惟在邏輯上相當連接，詩學表示情勢的一些轉變并不克不及割裂這種內涵的持續性。這些標簽更多的意義在于提醒出一個“童話詩人”關于自我的多重面向，並且這些面向相互堆疊又彼此彌補。不外，這些概念化的表述缺乏以使我們更深刻地輿解顧城的童話性的自我，經過他的詩歌則能夠使這幅畫面更為了了。

《顧城文選》 顧城著

顧城曾在1981到1987年創作了組詩《布林的檔案》，并親身為這組詩畫了插圖。這個叫布林的孩子被顧城視為“另一個我”。在給編纂的投稿信里，顧城寫道：

布林是一個孫悟空、唐·吉訶德式的人物，很小的時辰就在我心里搗蛋。他不規范、愛好逃學的本性，使我感到很風趣。我經常想他，給他編故事，用紙片記下這些故事，我甚至還用古文寫下這些故事，并且配上插圖。[21]

《布林的檔案》由十八首詩構成，作風相當荒謬。盡管此中不難找到一些與實際政治相干的隱喻或戲仿，但很快就會轉換到超實際的場景。全體看來，詩人盼望描寫的是一個可以隨便穿行在實際與夢境之間的無所拘謹甚至是變更無故的兒童抽像。組詩所配的插畫也是這般，混亂的線條并不著意于描摹出一個實際中孩子的樣子，而僅是一種將“率性”趨于極致。顧城進一個步驟說明這種“率性”：

現實上是說他可以什么都不做，也可以什么都做，獨來獨往，“立乎意外”；他在一個高遠的處所影響著文明的潮汐。從魏晉之風到潑墨畫到孫悟空年夜鬧天宮號為“齊天年夜圣”，都含有這種游戲的陳跡。[22]

這段話不只是對布林這個詩歌中的主人公抽像的描寫，它更是說明了詩人這種布林想象的思惟泉源和心思關鍵之地點。顧城借用道家的“有為無不為”來唆使一種立于法外的對規定的損壞。他真正想議論的實在是在八十年月最為主要的題目之一：若何對待這段舞蹈教室汗青？如上一節所闡述，顧城的同代人更偏向于把這個題目表述為：若何從“暗中”汗青中開啟一個“光亮”的“新時代”？若何從“被淨化”的童年中孵化出無邪的童話？顧城從不諱言本身的童年是在凌亂中渡過的。他談到中國的文明傳統和一切本國的影響，“都在一個白熱的爆炸中心消散了”[23]。

但是，他對這種凌亂的立場倒是相當暗昧的。換言之，他并沒有與同代人完整共享對“暗中/光亮”的隱喻預設。這段話里他談到的“游戲”和“無不為”顯然不是負面的詞語，反而指向了兒童的不受拘束與無邪。題目在于，當他以這種很“輕”的說法來承載汗青之“重”，能否就使小我具有了在凌亂年夜汗青中的超出性？他所想象的超出又指向何方？

這種超出性很不難被懂得為常識分子對品德的苦守，但是在顧城自洽的邏輯中，他所指的卻更是一種審美性視角的取得。顧城對此有一個抽像的比方。他說文革就好像一只山君，你假如在地上看它，就會被它追逐；但你假如在樹上，或許山君在鐵欄里，在畫中，你就觀賞它的花紋，它的漂亮。[24] 他持續借助一個道家的概念來完成這個闡釋，叫做“以道不雅”。

簡言之,就是經由過程更換成“非人世”的視點來告竣“物無貴賤”的純潔審美。這套話語可以看作是詩人對創傷的應對，也可以在此中看到他剛強的自我意志——“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這也是他在《一代人》中所展示出的無論若何都要往“尋覓光亮”的決計。但是，這種論述能否也在某種水平上掩蔽了詳細的汗青暴力？隱藏在這些詩意比方之下的是一種對暴力存在的決盡否定，以審美跨越的是品德的鴻溝，衍生出了吊詭的殘暴美學。

顧城的這種美學不雅/汗青不雅繼而成長出了一種關于“光亮”和汗青時光的奇異論述。他在詩里寫道：

在一片和婉的幻想之上

光是一片溪水

它已警惕地行走了千年之久[25]

詩人所要表達的是光亮貫串了全部汗青，而我們不克不及看見只是由于沒有具有某品種似“以道不雅”的視角。他說明道，“白日、黑夜、性命、逝世亡是我們的事，可是對于太陽來說，沒有黑夜也沒有逝世亡……只要我突然想起這個光亮的時辰，我才存在”[26]。在如許的邏輯里，光亮被盡對化，暗中釀成了一種客觀的事物。響應的，暗中所隱喻的文革也隨之消弭在如許的論述之中。由此重讀他的《一代人》，則會發明“尋覓光亮”也未必具有朝向將來的時光概念，而更能夠是詩人所說的“突然想起這個光亮的時辰”。這是一種無始無終的汗青時光不雅，與那時將文革與八十年月劃分為時光兩頭的“新時代”認識無疑年夜相徑庭。兩種汗青認識之間的獨一配合點是它們都生發于迫切解脫文革創傷的訴求。

《顧城詩全編》 顧城著

顧城對汗青的時光認識與他對個別性命的懂得糾纏在一處。他以光來比方汗青的無始無終，又以類似的句式來描述人的性命過程。“逝世亡是沒有的，我已在性命中行走千次。此刻，我走的是小男孩最低微的途徑”[27]。這句話自己是要經由過程撤消自我存在情勢的獨一性來否定逝世亡。也就是說，在當下的時光中，我以小男孩的性命情勢存在，而在這個性命開端之前與結束之后，我依然以其他情勢持續存在于宇宙之中。在布林組詩中，顧城就如許同時建構又解構著這個小男孩的存在。此中兩首叫做《布林停止曲》與《布林不停止曲》，一首寫著“拿餐刀上火線往/背著水瓶找你”，一首則是“路口擺著車/永遠出不往”[28]。

兩首詩舉措相反，詞語間滿是悖論。用顧城的話說，就是“既不克不及存在，又不克不及不存在”[29]。從這個意義下去看，很難說顧城固執于童年或許想保持于一個孩子的狀況。布林可以長年夜，可以朽邁，甚至可以逝世亡。但哪怕是如許的變更也并不遵守著線性時光的次序。假如說組詩從第一首《布林的誕生及出國》到第十三首《布林似乎逝世了》還能給人以成長的錯覺，那么在布林逝世后的幾首詩里，才呈現了“布林決議要朽邁”。可是，詩里的逝世亡和朽邁都更像是腳色飾演的游戲。“呵，呵，哦/布林逝世了，逝世了，逝世了/那么諳練地逝世了，似乎真的/他在熱氣管道里眨下眼睛/后悔/安息藥/沒有帶夠”[30]。

布林和時光的游戲組成了對退化論時光不雅所承諾的生長的質疑。在八十年月的“生長小說”中，作家也不再書寫生長的必定完成。他們筆下的兒童無法抵告竣熟的地步，由於在文革時代渡過的童年曾經隨同著夭折或腐化的創痛。這種兒童生長的中止也被看作是國度成長窘境的隱喻。[31]這些作品家教直接迎擊了悲觀的成長不雅，提出的是在病態的社會周遭的狀況下能否有能夠培育安康的兒童的題目，它們的社會批評意圖是以而表達得更為透闢。

但是，顧城固然一向說布林是個“壞孩子”，卻并沒有評判他的生長標的目的，甚至不將逝世亡作為撲滅與終結。在這組詩中充滿著對文革政治的戲仿，好比“布林生上去時/蜘蛛正在閉會……布林哭了/哭出的滿是標語/蹩腳！”[32]假如說這是對政治停止了批評，那么也并不是指出了它的丑惡與過錯，而是將它解組成一個荒誕幽默的外殼。布林如許的小孩可以隨便走進又走出，改動時光，剎時長年夜，并在這個虛無的情勢下信筆涂鴉。

我們可以將布林組詩中的時光看作一種純潔舞蹈教室的文學想象與虛擬，一種超脫于實際的小我紓解情勢。但是，顧城在那封給編纂的信的最后一句，卻非分特別誇大了“它展示的是人世，不是在愿看中浮動的幻想天堂”[33]。這組詩指向的是真正的的汗青劫毀與人的逝世亡，而它的風險性也正在于此。當顧城用這種仿佛超出人世的不雅念來論述世事，他曾經觸及了說話與倫理的界線。對逝世亡具有超出性的認知如若限于對本身性命的處理，也許便沒有了后世的很多爭辯。所以，與其說是所謂童話/空想與實際鴻溝的混雜招致了顧城最后的喜劇，毋寧說是他過于“率性”的視角轉換已然帶著所謂“天道”對人世的狂妄，為喜劇深埋了伏筆。

三、天然與蠻橫的辯證：急流島上的“童話王國”

“他們中有些人從頭回于文明，有的人卻徜徉于文明之外”[34]。這是1987年顧城在英國漢學會上的講話。他說的有些人是指其他昏黃詩人，而有的人則是說的本身。這一年他和老婆遠走異鄉，抵達了南承平洋上的一座小島。在給父親的信里，他寫道，“我在這里找到了我的夢——在渤海灣、在濰河畔，在泥巴捏的村里，做的許很多多夢，此刻再次浮現；不外，要比昔時的夢更美好、更瑰麗……”[35]在這里他將童年的詩與夢變為了實際，盼望筑起一個童話般美妙的烏托邦。但是也是這里，他的童話夢終極破裂，徒留給后世諸多謎題。

對顧城在島上生涯的追蹤關心和想象，重要起源于他獨一的一部長篇小說《英兒》。這本書的副題目為“一部刺進性命靈髓的情愛懊悔錄”。小說講述了顧城（假名林城）和他的老婆（假名雷） 以及戀人（假名英兒）在島上渡過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三人生涯。并且，顧城還在此中預告和預演了本身的逝世亡。這個關于愛與逝世的傳奇自述將人們的想象引向了“女兒國”和《紅樓夢》里的年夜不雅園。[36]

《英兒》 顧城 雷米著

不外，這些情愛糾葛以及它背后能夠貫串的顧城關于“女兒性”的設法，并不是他離開這個小島的緣由，也不是他搭建這座城的出發點。“達到阿誰小島的第一天，我對我的老婆說：我花了二十多年時光，預備過如許的生涯，此刻我終于跨過了這個不利的世界，到了我要到的處所，我的生涯開端了。那時我對天然有一種崇奉，我對我的自性也有一種崇奉。我感到到了天然界之中我就不再會又很多妄圖，我的性命的天然美就會浮現出來”[37]。所以，我們要更細心地往審閱顧城所要樹立的童話王國更為基本的磚石——“天然”。

顧城所說的“天然”的第一個條理被普遍地輿解和接收，那是在本文的第一節說起的昏黃詩人們廣泛應用的“天然的孩子”的修辭。它的背面是衰頹暗中的社會，也意指文革高度“政治化”對詩歌的約束。在顧城的自敘中，天然教會了他最後的詩歌。他在1969年追隨父親分開北京，到山東的一片荒地上放豬。他在那時感到本身完整融進了天然，聽到天然界鳥獸蟲魚的聲響，并學會了與它們措辭。這就是顧城晚期的代表作《性命空想曲》中寫的：“蟋蟀接待我/發抖著琴弦。/我把盼望溶進花噴鼻。……我把我的萍蹤/像鈐記印遍年夜地/世界也就溶進了/我的性命”[38]。

后來顧城在17歲回到了北京，他無法順應與人扳談的說話，他寫下“我從南方的草灘上走出，走進布滿齒輪的城市。……在一片淡薄的煙中，我持續講綠色的故事”[39]。在凌亂中，顧城讀到西班牙詩人洛爾迦的詩句，“啞孩子在尋覓他的聲響，偷他聲響的是蟋蟀王”[40]。于是他清楚了要找到本身的聲響。

顧城在這段關于詩歌創作的經過的事況里說起的最要害的一點是天然與說話的關系題目。假如說昏黃詩人群體是以“天然的孩子”的修辭來告竣對抗意圖，那么顧城則以為本身從天然取得的是說話的更換新的資料，詩人也斯稱此為“無邪的反動”。他說“這種純真是對浮夸和裝潢的反水，是對競用通俗文字，陳言套語，進而對這種方式背后那種炫夸空泛的詩不雅和人生不雅的辯駁”[41]。

風趣的是，當顧城在八十年月后期開端海內流浪，他并沒有像有相似經過的事況的詩人（如北島、楊煉）那樣發生掉往母語的焦炙，也并不熱衷于那時在國際鼓起的“尋根”創作。他信任“有根不消尋，無根無處尋。實在傳統也罷、藝術也罷，它活生生地就在你的血液里，在你的一切的言行舉止中心，只不外你不認它、回避它而已”[42]。顧城的這種立場倒未必闡明他與“尋根派”有著判然不同的題目認識，抑或曾經處理了八十年月的中國在東方的參照下若何確認本身的迷惑。他基于血緣的論述反而讓我們看到更深條理的“情迷中國”，對這種留戀的紓解則很年夜水平上依靠于他所深信的“說話來自天然”。

顧城所說的本身對“天然”的崇奉并不只僅指涉著天然界，它更與道家思惟親密相干。在法蘭克福年夜學舉辦的“人與天然”世界各文明哲學研究會上，顧城對他所謂的“天然哲學”做了詳盡的說明。他說天然是中國哲學的最高境界，“自”是根源、生成的狀況，“然”則是承認。他從莊子的《齊物論》生收回“人世是無性命的次序，而天然則是有性命的無次序”的解讀，談到抵達天然之境的人即是“真人”，而真人不受人世次序的褒貶，“換一個角度也可被視作魔鬼”。[43]

在會后的問答環節便有傳授提出顧城所說的天然不雅不克不及給倫理學供給一個基本，“陳述里講的盡對的自覺的那種天然，人和植物之間沒有差別”[44]。但顧城卻答覆這是一個精力需求和保存需求的題目，完整可以離開。他再次講到關于文革的“樹上不雅虎”的比方，重申兩者之間并不存在牴觸。這種倫理的風險性能否可以被顧城分隔精力與生涯的說明打消實為可疑。后世的評論者便批駁他以“六經注我”的方法有興趣誤讀文本，為殺妻他殺尋覓捏詞。[45]我們不克不及判別顧城能否有興趣這般，但他確切在詮釋“天然”時將赤子之心的比方看作是與人世禮制無涉的狀況，對兒童與野獸，甚至是魔鬼都不做更多界分。這一點也浮現于顧城在《英兒》這本書中所做的自我分析和懊悔：

我們可以在壁爐里看火，在鍍著薄金的玻璃里，看窗外的狂風雨。我們做到了這一切，可是我們沒有措施真正地知足我們心坎的等待。它是一個嬰兒，也是一個野獸，它渾然無覺地要分開這一切，到那佈滿精靈的蠻橫的世界中往。那有它真正活的錯誤、它的愛、生和逝世、它真正的時光。[46]

王德威剖析“英兒”這個題目便剛巧是“嬰兒”的諧音，這對一個書寫本身不愿長年夜的作家而言，無異于一種自我指稱。[47]不外，除了謝絕生長這層意思以外，這段論述中最奇怪的部門恰是顧城對嬰兒與野獸同等的修辭以及他對蠻橫世界的向往之情。這使我們必需再次回返對“童話”的懂得。童話自五四時代被中國常識分子引進之時即是退化論的重要承載情勢，它被看作是“小說的童年”，是退化史的泉源，與無邪、蠻橫、人性等等相聯絡接觸。周作人由於對這種文學情勢的愛好而持續追索人與文明的來源，鑒戒人類學對“蠻橫人”的研討得出兒童是“小蠻橫共享會議室”，也就是文明的蠻橫人的結論。

“小蠻橫”這個詞轉借自十九世紀早期英國文學批駁家戈斯（Gosse），而它更遠遠的泉源則是盧梭（Jean-Jacque Rousseau）。在盧梭看來，所謂文明狀況才是腐化的，由於它使人偏離了與生俱來的天然狀況。[48]周作人等五四作家的兒童不雅倒并非被這種浪漫主義文學和美學形塑而成，他們所關懷的依然是若何以童話對兒童停止教化，使他們離開野獸提高為人類。八十年月關于發蒙的主流思惟也與此分送朋友異樣的邏輯。當彼時的詩評家將“童話詩人”的桂冠付與顧城時，他們并未認識到童話之中還隱藏著蠻橫的風險。

在《英兒》這篇小說的最后，顧城所寫的主人公也走到了性命的止境。他所不克不及忘記的是兩本遺留在山頂小屋中的書。一本是法布爾的《蟲豸的故事》，另一本則恰是盧梭的《一個孤單者的漫步》。這個終局似乎提醒著：當顧城與他的同代人配合應用著兒童與童話的修辭時，這位“童話詩人”卻已然選擇了分歧的發蒙之路。

余論

“童話詩人”顧城的自戕帶來了小我主體與平易近族國度的發蒙許諾的雙重破滅。不外，承載一個時期或一個國度的發蒙寓言對顧城的個例來說或許過于繁重，他被同代人配合推薦的“真善美”的童話精力本就包括著很多誤讀，無論是盼望仍是破滅的感情實在都是依靠在這種誤讀之上。所以本文更偏向于將顧城的人生與創作視為對發蒙的一種摸索，哪怕是一條岔路。站在八十年月初對“光亮”的熱切向往和之后對“暗中”的迷惑與苦楚的感情之外，所謂的發蒙的岔路也和“童話詩人”一樣，終極成為了印刻著這段汗青的標簽。

注釋：

[1] 王德威：《汗青與怪獸：汗青，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書社，2004年，第213頁。

[2] 陳子善等：《編者與友人的對話（代媒介）》，《詩人顧城之逝世》，陳子善編，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1993年，第2頁。

[3] 同上，第4頁。

[4] 洪子誠：《中國今世文學史》，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9年，第316頁。

[5] 顧城：《剪接的自傳》，《芳華》1983年第7期。

[6] Yeh, Michelle “Nature’s Child and the Frustrated Urbanite: Expressions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3 (Summer, 1991), pp. 405-409.

[7] 方冰：《我對于“昏黃詩”的見解》，《光亮日報》1980年1月28日。

[8] 周良沛：《說“昏黃”》，《文藝報》1981年第2期。

[9] 鐘文：《三年來古詩論爭的省思——兼論辯〈價值·變更·表示伎倆〉一文》，《成都年夜學學報》1982年第2期。

[10] 徐敬亞：《突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古代偏向》， 《中國今世文學史·史料選（下）1945-1999》，洪子誠主編，武漢：長江文藝出書社，2002年，第715頁。

[11] 張捷鴻：《童話的無邪——論顧城的詩歌創作》，《今世作家評論》1999年第1期。

[12] 北島：《答覆》，《詩刊》1979年第3期。

[13] 張宜雷：《尋覓光亮的眼睛——評顧城詩集〈黑眼睛〉》，《書林》1986年第11期。

[14] 謝曉虹：《五四的童話不雅念與讀者對象——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兒童的發明：古代中國文學及文明中的兒童題目》，徐蘭君、安德魯·瓊斯主編，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第148頁。

[15] 顧城：《那么“逝世”也該有克有逝世——1987年12月噴鼻港答問》，《顧城文選卷四·生生之境》，噴鼻港：中國文明出書社，2007年，第132頁。

[16] 顧城：《“別有六合非人世”——1992年7月9日講話于德先生座談會（節選）》，《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六合》，哈爾濱：南方文藝出書社，2005年，第71頁。

[17] 顧城：《我是一個率性的孩子》，《顧城詩全編》，顧工編，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310頁。

[18] 顧城：《簡歷》，《顧城詩全編》，第230頁。

[19] 張清華：《昏黃詩：從頭認知的需要和來由》，《今世文壇》2008年第5期。

[20] 張捷鴻：《童話的無邪——論顧城的詩歌創作》，《今世作家評論》1999年第1期。

[21] 顧城：《關于布林》，《顧城詩全編》，第757-758頁。

[22] 顧城：《金色的鳥落在我眼前——同伊凡、高爾登、閔福德問答》，《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六合》， 第193-194頁。

[23] 顧城：《“恢回生命”》，《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六合》，第40頁。

[24] 顧城：《“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德國之聲亞語部采訪》，《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六合》，第84頁。

[25] 顧城：《很多時光，像煙》，《顧城詩全編》，第524頁。

[26] 顧城：《“恢回生命”》，《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六合》，第42頁。

[27] 顧城：《詩·性命》，《顧城詩全編》，第914頁。

[28] 顧城：《布林停止曲》《布林不停止曲》，《顧城詩全編》，第751-752頁。

[29] 顧城：《金色的鳥落在我眼前——同伊凡、高爾登、閔福德問答》，《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六合》，第194頁。

[30] 顧城：《布林似乎逝世了》，《顧城詩全編》，第754-755頁。

[31] Li Hua,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by Su Tong and Yu Hua: Coming of Age in Troubled Times, Brill, 2011.

[32] 顧城：《布林的誕生及出國》，《顧城詩全編》，第742-743頁。

[33] 顧城：《關于布林》，《顧城詩全編》，第757-758頁。

[34] 顧城：《年夜游戲·君子間——于英國漢學會上的講話撮要》，《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六合》， 第282頁。

[35] 顧工：《顧城和詩》，《詩人顧城之逝世》， 第154頁。

[36] 王德威：《汗青與怪獸：汗青，暴力，敘事》，第214-215頁。

[37] 顧城：《從自我到天然》，《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六合》，第107頁。

[38] 顧城：《性命空想曲》，《顧城詩全編》，第43頁。

[39] 顧城：《簡歷》，《顧城詩全編》，第230頁。

[40] 顧城：《從自我到天然》，《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六合》，第101頁。

[41] 梁秉鈞：《童話詩人顧城》，《年夜拇指》1986年第1期。

[42] 顧城：《與光同往者永駐》，《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六合》，第208頁。

[43] 顧城：《沒有目標的“我”——天然哲學綱領（德法蘭克福年夜學“人與天然”世界各文明哲學研究會上的陳述）》，《顧城文選卷四·生生之境》，第154-168頁。

[44] 顧城：《宣讀〈天然哲學綱領〉答問——1993年7月10日法蘭克福年夜學》，《顧城文選卷四·生生之境》，第172頁。

[45] 劉文元：《從〈天然哲學綱〉要看顧城對老莊哲學的誤讀》，《安徽文學》2012年第9期。

[46] 顧城、雷米：《英兒》，北京：華藝出書社，1993年，第254頁。

[47] 王德威：《汗青與怪獸：汗青，暴力，敘事》，第216頁。

[48] 劉皓明：《從“小蠻橫”到“神人合一”：1920年前后周作人的浪漫主義沖動》，李春譯，《古詩評論》2008年第1期。 

（轉錄發載時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