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陳先行 版本學

陳先行師長教師自1973年起即供職于上海藏書樓，在顧廷龍、潘景鄭等先輩學者的領導下，持久從事古籍編目與版本判定研討。曾為美國加州伯克利年夜學、japan(日本)國文學研討材料館拜訪學者。編著（包含一起配合）有《中國古籍稿抄校本圖錄》《古籍善本》《伯克萊加州年夜學東亞藏書樓中文古籍善本書志》《明清稿抄校本判定》《上海藏書樓躲宋本圖錄》《上海藏書樓善本題跋編錄附版本考》等。現為國度文物判定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維護專家委員會委員、上海文史研討館館員、上海藏書樓研討館員、復旦年夜學古籍收拾研討所兼任傳授。比來，他不只出書了《古籍善本》修訂本，還在上圖的系列錄像課程“不雅止課堂”中開講古籍版本學。在《上海書評》的專訪中，陳先行師長教師談到了他對古籍版本學來源的見解。

鄭詩亮：您比來出書了《古籍善本》一書的修訂版，可否請您聊下此書的寫作緣起？

陳先行：這本書重要是遭到顧廷龍師長教師的激勵。顧老往世前一年，也就是1997年的某一天，上海文藝出書社的資深編纂蔡耕師長教師訪問顧老，約請顧老寫一本有關版本學的淺顯讀物，介入該社的年夜（名）家寫小書打算。我那時正好在場，顧老激勵說“讓先行寫吧”。起初上海文明出書社出書《國寶年夜不雅》，蔡先輩曾委托我組織撰寫此中一組先容善本專題的小文。我了解他與顧老有友誼，就隨口承諾了。但是，之后一向忙于掌管編輯《中國古籍稿抄校本圖錄》（也是為了完成顧老遺愿），同時又應用業余時光編纂《顧廷龍文集》與《著硯樓唸書記》（潘景鄭師長教師撰），一向得空顧及此事。在先后與我聯絡接觸的兩位編纂劉育文女史與李欣師長教師的接踵敦促之下，直到2003年3月我應邀赴美國加州年夜學伯克利拜訪之前，才促忙忙地交出初稿。

在此時代，上海藏書樓于2000年春天獲躲常熟翁氏五世舊躲古籍善本，這是一件惹起國內外普遍追蹤關心的年夜事，受此影響，來找我判定或徵詢購置加入我的最愛古籍者越來越多，我想，確切應該為讀者供給一些有關版本學的基本常識，也正好經由過程這一機遇，向對翁氏躲書等館躲有愛好的上圖引導與年青新同事做個先容。

鄭詩亮：您這本書重要追蹤關心的是版本學，可否請您教學聊下對這一學術范疇的見解？

陳先行：在今世，人們凡是將版本學回屬于文獻學。文獻學，又稱古典文獻學，是近古代才呈現的新名詞，或許叫作新學科。初始的文獻學重要講版本、目次、校勘，后來陸續將辨偽、輯佚、注釋、考據、小學、編輯、檢索等門類都包含了出去，于是有些人將前者稱為“廣義文獻學”，后者稱為“狹義文獻學”。可是，學術界對“廣義文獻學”歷來存在分歧看法：或許把它稱作“校勘學”或“校讎學”，將版本學、目次學兩門作為附屬于校勘學的分支；或許把它稱作目次學，將版本學、校勘學兩門作為附屬于目次學的分支。

我持久從事藏書樓古籍收拾編目任務，天天翻書開卷必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辨識版本，所以最為關懷的是版本學。在我看來，版本學早已是一門自力的學問，紛歧定要與目次、校勘之學合在一路講，即使要合著講，也紛歧定要附屬于文獻學、校勘學或目次學。在編輯于清代乾隆年間的我國第一部官修善本書目《天祿琳瑯書目》中，目次學、校勘學就附屬于版本學之下。《天祿琳瑯書目》的編次以版本為綱，分類為目，將分類置于各類版本之下，這種凸起版本管轄位置的做法，具有汗青性的版本學意義，可是，至今很多從事文獻學或版本學研討者卻置若罔聞。這或許與他們持久遭到《四庫全書簡明目次》《四庫全書總目》的誤導有關。由於紀昀等人猛攻目次學壁壘，最基礎上對版本學的自力持否決立場，甚至罔顧現實，抬高《天祿琳瑯書目》的版本學成績。

歸納綜合起來，過往對版本學的來源重要有兩種說法。一是西漢說，以為西漢的劉向收拾、校正國度躲書，最后撰寫成敘錄，這就是版本學。持這種說法者，年夜都以為版本、校勘、目次之學是同時發生并彼此依存的。不少有關“文獻學”“校勘學”“目次學”的著作都這般立論，故而讓他們離開講這三門學問，尤其是零丁講版本學，就手足無措了。二是南宋說，“版本”一詞既呈現于宋代，南宋尤袤所編的《遂初堂書目》又在某些種別著錄版本，這莫非不是正宗的版本學嗎？在學術界持如許不雅點的人，相當廣泛。

而在我看來，版本學現實上來源于明代中后期姑蘇地域。

鄭詩亮：能請您具體睜開聊下這個不雅點嗎？

陳先行：關于這個題目，我前不久因列席第二屆長三角文明論壇，撰有一篇《版本學來源于明代中后期姑蘇地域說》，有比擬具體的分析與闡述。這里只能簡略談幾點。

所謂版本學，重要的效能與特征是什么呢？是判定版本，這是它與校勘學、目次學最實質的差別。校勘學的重要義務是發明與改正冊本文字的訛誤；目次學的重要義務是處理若何對圖書分類與編目（即目次組織）的題目，兩者皆不承當判定版本的義務。而判定版本，說得稍許詳細點，就是提醒一種書分歧版本的臉孔、性質——或真或偽，或原稿或傳抄，或原刻或翻刻，或重刻或增刻，或初印或后印，或修版或補版，或原校（包含題跋）或過錄，等等。此中，判定真偽最為要害。劉向時期固然沒有雕版印刷之本，但有底稿與手本，他與后來南宋的尤袤做過判定版本的工作嗎？沒有，由於從漢至宋，或有分辨偽書的需要，卻無判定版本之需求。可以這么說，只要呈現判定版本的需求，版本學才會隨之發生。

那么，判定版本的需求從何時開端、版本學何時發真個呢？我在二十年前頒發的《中國古籍稿抄校本圖錄·媒介》中曾明白提出：版本學發端于明代中后期（中期指弘治至嘉靖前后，后期指隆慶至崇禎），判定版本是從判定宋本真偽開端的。同時又指出，“善本”一詞，在宋元時期只講文字正確與文本完全，屬于校勘學范疇，到了明代中期，已嬗變為具有文物價值內在的名詞，為版本學所用。之后，我又在有關場所與著作中論述相似不雅點，并進一個步驟指出，版本學的來源，與人們認識到冊本具有文物屬性有直接關系。恰是人們認識到宋本具有文物價值，市場上才會呈現捏造的宋本，人們才會研討若何判定宋本。若置“冊本的文物不雅”這個條件于掉臂，不只弄不明白版本學發生的緣由，並且于很多版本學景象都不會真正看清楚，諸如明代中后期手本風尚重開的佈景，明代中期仿宋刻本呈現的緣由，甚至對《天祿琳瑯書目》版本學意義的熟悉等等。

鄭詩亮：那么，什么叫做“冊本的文物不雅”呢？

陳先行：簡略來說，就是將冊本視為文物。持久以來，一向風行如許的說法：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傳播至今已是十不存一甚至百不存一，究其緣由，乃天災天災所招致。天災大師都清楚，不消多作說明；天災重要有二，一是戰亂，另一是當局出自政治緣由對冊本的禁毀。這種說法當然不錯。但我以為還有另一種或許更為主要的緣由，那就是在明代中期以前，總體上說，國人沒將冊本視為文物，客不雅上形成冊本的天然損毀無時無刻不在產生，這種景象實在比特殊時代產生的天災天災對冊本形成的損毀更為兇猛，只是曩昔人們沒有興趣識到而已。

我們無妨來看宋人葉夢得（1077-1148）所著《石林燕語》第八卷中的一段話：

唐以前凡冊本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躲書為貴，未幾有，而躲者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鏤《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后漢》付有司摹印。自是冊本刊鏤者益多，士年夜夫不復以躲書為意，學者易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躲書日亡，其訛謬者遂不成正，甚惋惜也。

葉氏的這段話曾被很多學者的著作所援用，但卻很少有人真正從版本學角度加以貫通。他說的“版本”即雕版印刷之本；“躲書”乃指寫本（即手本）。這段話不只揭穿因雕版印刷業昌隆，書不難獲得，人們反而欠好好唸書的景象，同時還指出“冊本刊鏤者益多，士年夜夫不復以躲書為意”“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躲書日亡，其訛謬者遂不成正”這類題目。此中反應出的，是兩個客不雅存在的景象。

一、唐五代以前寫本的亡佚，不是或并非僅僅是由於天災天災，重要是人們有了刻本丟失落寫本。斟酌到《石林燕語》撰于南宋初建炎二年，這至多是北宋人不將舊寫本當文物的實錄。直接后果是，借使倘使不是1900年敦煌躲經洞的發明，至今存世的五代以前寫本甚至比晉唐字畫的多少數字還要少。

二、既然人們任隨舊寫本亡佚，闡明那時即便校勘學也未構成風尚，而版本學則最基礎不存在。由於版本學不只誇大版本判定，也器重版本的文物價值。換言之，沒有文物不雅的學問，不是版本學。

鄭詩亮：這是北宋的情形，那么南宋以后一向到明代呢？

陳先行：我來舉幾個詳細的例子吧。

《瑯函鴻寶——上海藏書樓躲宋本圖錄》收錄了六十種宋本，從圖版書影可以看到，此中已經隨便用朱墨筆在書上批抹圈點者，就有二十五種之多。固然這只是上圖加入我的最愛宋版的一部門，更未觸及其他存世公私加入我的最愛，但不雅斑可以識豹：在明天看來件件可寶的宋版，直到明代後期，在人們眼中也就是通俗讀物罷了，并不愛護。可以確定，凡此皆明代中期以後人所為，一旦人們有了文物認識，此種景象便不再產生。

宋刻本《重雕足本借鑒錄》

值得一提的是，此中《唐鑒》《年齡經傳集解》《呂氏家塾讀詩記》《漢雋》《皇朝紀年備要》《婺本附音重言重意年齡經傳集解》《邵子不雅物篇》等，從該圖錄畫面上看似無朱墨批點，現實上已被明末、清代的躲書家剜往并特別修補，剜補最為講求的是清代怡親王府舊躲的《邵子不雅物篇》。從文獻角度而言，剜往既成現實的批點，未必必定公道，但確切表白了后人對後人在宋刻本上肆意批點的討厭，前后對照一看，便明白明代中期以後人們于冊本文物認識的缺少。明人文震亨在《長物志》中說，宋本凡經“糊背、批點，不蓄可也”，後人或對文氏不雅點不認為然，以為批點有佳劣，豈能混為一談。但文震亨實在是不同意直接在書上肆意批點乃至宋本遭到玷辱。——從文物角度講，這種批點之本好像受污損的法書名畫，文物價值天然要削減很多。

宋刻本《邵子不雅物篇》

又如，上圖所躲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吳遷手本《金匱要略方》，竟然是用宋本紙背繕寫。在古人眼中，該手本是宋代小字本體系《金匱要略方》的獨一傳本，非常可貴；殊不知該抄書用紙是今存南宋學者陳堯道著作的宋刻秘本，計有《年夜學會要》《年夜學講稿》《中庸會要》《中庸講稿》《中庸五十義》等數種，今皆未見著錄，異樣可寶。或許吳遷輩因視宋本為殘帙而作廢料應用之舉，卻也客不雅反應出那時宋版書并不見重的現實。

再者，底稿是一部書的原始文獻，彌足可貴，但明代中期以前的底稿，存世非常罕有。國度藏書樓收藏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殘稿，可謂盡無僅有之枕中鴻寶，卻不見歷代書目著錄，惟在明季汪珂玉所撰字畫著錄名作《珊瑚網》卷三中才找到蹤影。由於該殘稿上有范純仁寫給司馬光、司馬旦之信（盡管被司馬光用墨筆劃往），末尾有司馬光稱謝友人之札，故《珊瑚網》著錄為《宋范忠宣手翰司馬溫公史草短啟帖》，而不似當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只作《資治通鑒殘稿》著錄，表白疇昔此殘稿是作為書法藝術品而不是冊本幸獲收藏傳播至今的；該稿又有宋代任希夷、趙汝述、葛洪、程垓、趙崇龢，元代柳貫、黃溍、宇文公諒、朱德潤、鄭元佑等名家題跋，歷代鑒賞加入我的最愛鈐印琳瑯滿目，也是明證。由此聯想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的近五千部底稿，怪不得簡直都是明代中期以后及清代學者的著作，由於直至明代中期熟悉到冊本具有文物價值之后，人們才自發將這些底稿保留了上去，大師萬萬不要認為明代中期以前的著作本來就沒有底稿。前人名山工作之有幸不幸，居然與人們有無“文物”認識相干，令人噓唏不已。

司馬光《資治通鑒》殘稿

此外，元末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論》和今天順間舒敏、王佐據曹氏之書增訂的《新增格古要論》對字畫、金石、古琴、玉器、銅器、異石、磁窯、漆器、古錦、竹木、文房等各色文物都列出條目，具體辨析，而對唐五代以前寫本、宋刻本等古籍版本一字不提，更是明代中期以後人們不視冊本為文物的直接證實。

鄭詩亮：那么，為什么您要誇大明代中期的姑蘇地域是版本學的來源之地呢？

陳先行：最基礎下去說，是由於那時的人們對冊本有了文物性質的熟悉，集中表示為從文物角度動身，熱衷網羅、弆躲宋本。這種文明景象產生于姑蘇地域（明代姑蘇府下轄吳縣、長洲縣、常熟縣、吳江縣、昆山縣、嘉定縣、崇明縣和太倉州），并敏捷向周邊及其他地域舒展開來。

賴福順師長教師在所著《清代天祿琳瑯躲書印記研討》中，曾對加入我的最愛過《天祿琳瑯書目》著録以宋版為代表的善本書的二百九十一位躲書家做過統計剖析：

依朝代分，宋代八位，元代二十四位，明代一百八十二位，清代七十八位；

以省份分，江蘇最多，一百三十四位（其次是浙江，七十五位）；

以府州分，姑蘇府最多，九十三位；

以州縣分，排名前三者順次為姑蘇府之吳縣（二十七家）、常熟縣（二十四位）、長洲縣（二十一位），“此三縣以地緣關系會聚成一躲書區域，彼此爭輝”，并影響周邊州縣及安徽、浙江等其他地域。

從這個統計，幾多已可看出明人、尤其是明代姑蘇地域人重視古籍善本、視冊本為文物的眉目。而我更留意到，此中明代中后期姑蘇地域躲書家有葉盛、沈周、吳寬、王鏊、都穆、陸完、唐寅、文征明、顧仁效、楊儀、王寵、朱紈、仇英、袁褧、袁褒、文彭、文嘉、文伯仁、錢榖、黃姬水、陸師道、吳岫、吳元恭、王世貞、趙用賢、王稺登、王世懋、王執禮、趙宧光、秦四麟、王有壬、王禹聲、沈率祖、毛晉等，都是推重與加入我的最愛宋本的名家。他們底本年夜都是字畫家、字畫判定家與加入我的最愛家，出于對文物的高度敏感，率先將宋本與法書名畫混為一談。

此中，葉盛能夠是明代最早觀賞宋版并開端追蹤關心宋版教學場地形制的躲書家，而王世貞則沉淪于宋版加入我的最愛，乃至有驚世之舉，曾以一座莊園從他的鄉先輩陸完手中，易得一部趙孟頫舊躲宋版《前后漢書》，令人瞠目，一時傳為美談。

簡直與加入我的最愛宋本熱產生的同時，呈現了與宋本有淵源的兩個景象——手本的回復與仿宋刻本的出生。這兩個景象又皆起首產生于姑蘇地域，恰是視宋版為文物的產品。

大師了解，當宋代雕版印刷昌隆之后，手本曾經式微。但是，在沉靜了年夜約四百年之后的明代中期，手本忽然勃興，過往學術界多以為這是由於明代刻書尋求情勢與多少數字而不講求校勘東西的品質的緣故，這固然有必定事理，但重要緣由則是，因宋本稀見，為使宋天性在最短時光內獲得連綿傳播，實時繕寫是主要且又適用的手腕。顯然，如許的手本具有挽救宋本為宋本續命的性質。讓人愛好盎然的是，明手本中開出一支奇葩，那就是被譽為“下真跡一等”的影宋手本。由于宋本稀見，甚至后來掉傳，影手本則連綿宋本一線之傳，故為眾人所保重。清代孫從添《躲書紀要》、官方的《天祿琳瑯書目》甚至當今學術界很多學者都以為影宋手本為毛晉所發現，但如許的說法並不確實。檢覽毛晉之子毛扆所輯《汲古閣收藏孤本書目》，著錄影宋手本多達四十余部，此中不少是嘉靖時姑蘇躲書家如吳岫、王寵等人的舊物。而依據錢曾《唸書敏求記》、黃丕烈《士禮居躲書題跋記》等文獻記錄，明正德間有姑蘇躲書家柳僉曾摹寫宋本唐人詩數十種，在沒有更早文獻發明的情形下，可以說柳氏屬于開影宋手本風尚之先者。

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手本《安晚堂詩集》

當宋個人空間本不傳于世，影宋手本即可與宋本同不雅，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天祿琳瑯書目》將影宋手本列于宋本之后，無論從版本學抑或版本目次角度講，都是一種創獲，《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沿而用之，是很迷信的做法。假如說影宋手本如同宋本的化身，那么明代中期姑蘇地域發明的仿宋刻原形較影宋手本有異曲同工之妙。曩昔大師在缺少文獻實證的情形下猜測，明代仿宋刻本的呈現，與那時文壇上“前后七子”掀起復古活動，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佈景有關。搞復古活動而呈現古本書荒，天然會尋覓宋本用翻刻手腕加以處理。可是，處理書荒好像疇昔一樣，原來只需翻刻宋版的文本便可，為何必定要決心尋求在冊本的形制上也要與宋版雷同呢？實在，仿宋刻本的問世，重要緣由依然是姑蘇地域的文人對宋本率先具有文物性的熟悉，與影宋手本一樣，目標就是要為宋版續命，使之能化身千百，與“前后七子”的復古活動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可以這么說，從誇大文物性動身，力圖從情勢到內在的事務堅持宋來源根基貌，是仿宋刻本的光鮮特征，其功用與影響當然較影宋手本更年夜。是以，明代中期刻書中間轉移至姑蘇地域并非偶爾，并不只僅是彼時江南經濟成長而招致姑蘇地域成為文明中間的緣故。

明嘉靖十七年（1538）元和吳元恭仿宋刻本《爾雅》

隨同著視宋本同等于法書名畫的理念構成風尚之后，姑蘇地域對宋本等古籍善本的裝飾也不乏立異，生面別開。字畫加入我的最愛界都了解，明代姑蘇地域的字畫裝裱最為講求，其工藝之高深，在全國處于搶先位置，素有“蘇裱”之稱。而明代中后期姑蘇地域的字畫家、字畫加入我的最愛家們，將“蘇裱”之法移植到宋版等古籍善本裝飾之上。據胡應麟《經書會通》記錄，其用料、款式各種分歧，“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因書制宜，別致典雅，構成了具有“吳裝”之稱的作風特色，環視全國，“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

此外，還有一個頗為風趣的景象，當視宋本等古共享空間籍善本為文物之后，躲書印也起了變更。現代躲書之家對冊本的維護，多從文獻角度動身，不雅其所鈐躲書印，除物主姓名字號齋名者外，多為牽涉維護冊本、不準借鬻之內在的事務；但到了明代中期，尤其是姑蘇地域的字畫家、字畫判定家與加入我的最愛家們，那些過往鈐蓋于法書名畫“寶玩”“珍玩”“秘玩”“賞鑒”“考躲”“子孫永寶”之類的印章也頻見于庋躲宋版等古籍善本之上。

恰是在如許濃郁的文物氣氛中，以宋版為主的古籍善本才獲得了有用維護，這是史無前例的。不外，是以也給人們帶來了“年夜費事”——在具有與生俱來宋版基因的明代仿宋刻本問世不久，坊間呈現了冒充的宋版，而這種假宋版凡是就是應用仿宋刻本捏造的。其作偽伎倆多端，如撕往仿宋刻本的序跋，剜改新刊牌記；將書紙染色做舊；加蓋偽印，等等，“百計瞽人，莫可窺伺”（明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語）。于是，人們開端會商研討若何判定版本，版本學由是發端。

鄭詩亮：清楚了，到了明代中期，宋本被視作文物，加入我的最愛風尚鼓起，于是作偽者也隨之而生，有了判定版本的需求，才有了版本學的出生。那么，能請您聊下那時判定版本的代表人物嗎？

陳先行：比擬遺憾，今朝還沒有較為翔實、了了、體系的文獻（尚待蒐采發掘與剔抉梳理）來勾畫那時版本學發端期的面孔，我只能憑一些碎片化的文字與景象作一些猜測。我以為，制造假宋版的目標是為了取利，這一貿易景象的呈現，異樣源自人們視冊本為文物的理念。是以，制造假宋版應該也是率先呈現于姑蘇地域，而絕對威望的版本判定家必定異樣發生于姑蘇地域——我的追蹤關心點依然在明代中后期姑蘇地域的那批底本是字畫家、字畫判定家與加入我的最愛家的人身上。

他們之中能否有人參加制造假宋版行列？由於行家造假手腕更為專門，不不難被識破。今朝臨時沒有明白證據以坐實那個有這種不齒行動，但不消除存在這種能夠性。我們至多清楚到，在字畫藝術品市場上呈現偽作、專家介入作偽的景象并不鮮見，此外不說，昔時文彭、文嘉兄弟作為一時之選，在為最年夜的加入我的最愛家項元汴購躲法書名畫掌眼時，就曾讓項氏受過說謊上過當。而判定宋版，項氏依然請文氏兄弟把關，闡明他們判定版本的程度異樣頭角崢嶸，但天知道兄弟倆又會玩什么貓膩呢。

我有意作任何無故猜想，但從項元汴請文氏兄弟判定宋版之事，我感到卻是可以作一個應當符合客不雅情形的推理：既然姑蘇地域的這批字畫家、字畫判定家與加入我的最愛家對宋本的文物性是高度敏感的，依據字畫市場作偽古已有之的經歷，他們對市場上假宋版的呈現，應該不會惶恐掉措，他們確定會參考判定字畫的經歷判定版本，并很快成為判定專家。而在文氏兄弟之前，也就是在仿宋刻本與捏造宋本剛呈現的阿誰時期，文徵明、王寵、唐寅等應當是那時的判定威望。由於我發明了與之有關的兩個版本案例，後人歷來沒有留意到。

一、我在上海藏書樓加入我的最愛的宋刻本《東不雅余論》上發明鈐有文徵明、王寵、文伯仁的偽印，繼而又在海峽兩岸多家藏書樓、博物館及japan(日本)靜嘉堂文庫加入我的最愛的二十多種宋元本上發明異樣的偽印（詳見往年10月我在《彭湃消息·私人汗青》頒發的《宋元本上的偽印》一文）。這闡明，他們屬于明代中期版本學發端時的開隱士物，是人們心目中判定版本的俊彥，若經他們如許的威望專家鑒躲，不單能進步繼躲者的加入我的最愛位置，也能晉陞版本的文物價值。

宋刻本《東不雅余論》

二、上海藏書樓所躲宋刻本《王建詩集》有唐寅題識云：“俞子容家躲書，唐寅勘畢。”實在該本并未經俞弁加入我的最愛，唐氏手跡雖眞，倒是瑜伽場地從季振宜所躲某本書中移易而來。這種偷梁換柱之舉，目標與在宋元本上鈐蓋偽印是一樣的，只是這個案例又為另一位判定版本高人做了盡妙的市場行銷，他就是唐寅。

移植至宋刻本《王建詩集》的唐寅題識

上述兩個案例固然與捏造宋本分歧，卻也是判定版本不成疏忽的一個方面，都可以作為研討晚期版本學來源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