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林紓 夏曉虹 名人手跡
中貿圣佳國際拍賣公司邇來征集到一批與林紓有關的文稿，筆者有幸先睹為快。粗粗翻閱之下，可鑒定其起源應出自林紓的第四子林琮，因此中的訓子書除一通外，均有“琮兒”（或稱“阿琮”）呈現，且包括了與其人經過的事況相干的文件。林琮本是林紓最重視的兒子，期盼他傳承古文年夜業，以此可以想見，這批由林琮保留的文獻價值之高。惟其內在的事務複雜，諸如文章、詩詞、譯稿、書札、文論、啟事等均在內，既有書稿藍本，也有零篇散葉。筆者現僅就小我感愛好的部門略作鉤稽、考述，以見其對林紓研討的意義。
林紓
《韓柳文研討法》考原
林紓平生出書過三種文論著作：《韓柳文研討法》《春覺齋論文》與《文微》。三書的發行年月，以《韓柳文研討法》最早，191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書；余外二書分辨于1916、1925年面世。且與后二種采通論情勢分歧，《韓柳文研討法》可謂之作家專論。
追索三書的編撰緣起，《文微》最明白。輯錄者、門生朱羲胄自記，乃是其1919年（己未）在北京林紓所設的文學講習會上聽講所得[1]。而朱氏編述之《春覺齋著作記》，則猜測《春覺齋論文》“或曰其曾授京師年夜學理科生者也”[2]。陳平原撰《古文教授的古代命運——林紓與北京年夜學的悲歡離合》，又參加《韓柳文研討法》，稱：“按時光推算，這兩種林紓最主要的‘專著’，應當是其在京師年夜書院及北京年夜學教書時的課本，或謂‘科研結果’。”[3]只是，這依然是料想，有待證明。
單說《韓柳文研討法》，在發行本中，林紓自己對成書經過歷程并無交接。卷首馬其昶一序，也只稱贊林紓“于《史》《漢》及唐宋大師文誦之數十年，說其義，玩其辭，醰醰乎其有味也”。撰寫此書，與“世之小夫有一得，輒秘以自矜”分歧，“師長教師獨舉其生平辛勞以獲有者傾囷竭廩，唯恐其言之不盡”。故“后生得此，其知所津逮矣”[4]。馬氏與林紓曾為京師年夜書院同事，又以傳續古文情投意合，亦未明言受害的“后生”中能否有年夜書院先生，難免讓人掃興。幸虧在中貿圣佳征集的這批林紓相干文獻中，有兩頁題為《文學研討法》的殘稿，足認為此懸疑題目給出謎底。
《文學研討法》殘稿
初見此稿，便覺眼生。註釋部門列出小題目“研討韓文法”，以下第一則“韓氏之文，不佞讀之二十有五年”，至所書最后一則“《諱辯》一首，已見之‘文章流別’”，經檢出自躲之《韓柳文研討法》對比，此九條公然普通無二。最難堪得的是，手稿篇首尚多出一段低三格書寫的引言，先全錄如下（因原稿破損而有闕字），再做講解：
本學原定則程有此一門，管見則謂“論文要言”即屬研討古文之用。惟既立此課，若從寬博立議，轉與“要言”復疊。固然，文之有八家，古今之法備于此矣。若元之虞道園，明之回震川，前清之姚惜抱，皆源本經史，取法八家，而各臻其勝。今先從八家□□于元明清之三家。不佞不文，僅能舉淺而易曉者著之□□□吾諸同窗臨講時，各攜專集進堂，用備研討。
林紓此地方言“本學”，毫無疑義為京師年夜書院，因其所謂“原定則程”，即指1903年公佈的《奏定年夜書院章程》。查該《章程》“各分科年夜學科目章”之第三節“文學科年夜學”內，下分九門，此中“中國文學門”的第一種“主課”，恰是“文學研討法”，還有“前人論文要言”（又稱“歷代名家論文要言”），亦為“主課”之一[5]。由此可以明了，林紓此學期所講科目乃是“文學研討法”，《韓柳文研討法》恰是他為此課程預備的課本。
不外，對比《章程》，林紓的講課內在的事務顯然不符請求。《奏定年夜書院章程》關于“中國文學研討法”科目，列出了多達四十一款的“研討文學之要義”，其總體精力，正是林紓所不屑的“寬博立議”。是以，最及格的教材，實屬林傳甲所編、也是國人自著的第一本《中國文學史》。此作凡分十六篇，從“古文、大篆、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后正書之變遷”起，至“駢文又分漢魏、六朝、唐、宋四體之別”止，各篇標題的出處即為“要義”前十六款[6]。應當認可，此科目標講解design新舊雜陳，具有新學特點的如“東文文法”“歐美列國文法”“文學與地輿之關系”“文學與世界考古之關系”“文學與交際之關系”“文學與進修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關系”[7]，其實賜與講解者極為遼闊的馳騁六合。只是對于林紓而言，這些多半是他不懂的學問。作為古文家的林紓于是只能以不變應萬變，照樣講他最有心得的古文作法，并委曲辯護為“文之有八家，古今之法備于此矣”。無法此“文法”并非彼“文法”，其不順應舊式教導，于此已見一斑。
這里無妨略微梳理一下“中國文學門”的相干科目,認為林紓的講解定位。林紓以為與“文學研討法”內在的事務堆疊的“前人論文要言”，《章程》中有明白說法：“如《文心雕龍》之類，凡散見子史集部者，由教員彙集編為課本。”可見兩門課程在通論一隅雖有交集，但“前人論文要言”即為本日之“現代文論”，意圖在知古，“文學研討法”回本于“務當于有關本日適用之文學加意考求”，著眼于通今，二者的分野實頗清楚。而林紓開講的“韓柳文研討法”，從課程規制看，實在更接近另一門主課“周秦至今文章名家”。該課的講習法為：
文集浩如煙海，古來最有名者年夜約一百余家，有專集者覽其專集，無專集者取諸總集；為教員者就此名家百余人，每家標舉其文之特長及其人有關文章之現實，編成課本，為先生說之，則文章之流別利病已足了然。[8]
故而，林紓請求“同窗臨講時，各攜專集進堂”，恰是“文章名家”講法的最佳表現。實則，林紓在京師年夜書院能夠也開設過、或至多準備講解“周秦以來文章名家”的課程，此刻還留下手稿。經《林紓集》編者確認，其內在的事務與嗣后出書的《左孟莊騷精髓錄》及《左傳擷華》重合[9]。二書采選文加評注的情勢，如刪往原文，即與《韓柳文研討法》相類。別的，林紓此前已傳授過“文章流別”一門主課，這在講到韓愈《諱辯》時，明言其“已見之‘文章流別’”，即可知曉。此科目在《章程》中稱為“歷代文章流別”，規則是：“japan(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輯講解。”[10]據此，林傳甲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亦屬一書兩用。
《韓柳文研討法》印本封面
依照林紓最後的構思，這門“文學研討法”課程除了講解韓愈、柳宗元的作品，原來至多還應包含古文八大師中其他六家，以及虞集、回有光與姚鼐之文。但此刻所見《韓柳文研討法》，卻只要“韓文研討法”與“柳文研討法”兩部門；并且，手稿更缺乏兩頁。謂之“缺乏”，是因第二頁另有不少馀幅，顯然是林紓至此停筆，而非后面的文字喪失。其間的緣故也值得探討。
由此便需求清楚林紓開設此課的時光。依據北京年夜學檔案，林紓先于光緒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擔負京師年夜書院預科及師范館經學教習，至宣統二年正月（1910年2月）起，轉為分科年夜學經理科教習[11]。在預科及師范館時，身為經學教習的林紓，只能傳授“人倫品德之課”[12]。直至分科年夜學成立，除了講解經學科年夜學（附理學）的課程外，林紓也開端在文學科年夜學任教。是以，由他主講的“文學研討法”一課一定開設于1910年2月之后。更年夜的能夠性是，分科第一年，林紓應是如前擔負經學科目標講習，第二年才轉教文學課程。而京師年夜書院學年的起訖，本以正月二旬日為界[13]。這般，1911年2月講解“歷代文章流別”的林紓，9月方才開端“文學研討法”的傳習，便立即遭受辛亥反動迸發，“書院散”[14]，林紓自己也于11月9日舉家避居天津[15]，此課天然夭折，于是只留下這缺乏兩頁的殘稿。以上雖為猜測之辭，筆者卻自負實乃最符合道理的復原。
辛亥后，1912年10月方全家返京的林紓[16]，雖仍為北京年夜學教員，卻已掉往了重上講堂、續講“韓柳文研討法”的機遇，“中國文學門”的先生進校至多中止了兩年[17]，以及林紓1913年4月的被解雇[18]，都是最主要的緣由。因此，重拾舊稿、修理成書時，本來的講課打算已完整可以棄之掉臂。八家既是只存唐、非論宋，元明清三家當然更不用顧及。并且，《韓柳文研討法》1914年出書之際，林紓與北京年夜學已沒有干系，這段在前清的京師年夜書院“文學研討法”課程中長久充作課本的前史，以其未得畢竟，亦無需要提起。于是，林紓昔時寫下的引言不再沿用，一段學科史掌故就此藏匿——直到此次手稿的重現。
《林紓家信》補闕
這批手稿的一年夜亮點是，此中保留了十七封家信與遺訓，如前所言，接受主體為林紓第四子林琮。數年前，筆者曾收拾過林紓訓子書，編為《林紓家信》，由商務印書館2016年5月第一版印行。此中多少數字最多的是給三子林璐的信，至于林紓極為重視的林琮，不外支出父親寫給他的兩黃歷函及別的二十五紙訓示。是以，今朝新見的十七封家信，于此有極年夜彌補。
需求先行闡明的是，由于這部門手札中只要一封標誌了明白每日天期，即“癸亥三月七日”的短札，其他則或缺年份，或僅存某日，甚至一無一切，因此要確認各信的寫作時日殊非易事。并且，這些家信所言都是家務，基礎不觸及時勢，也很難樹立時光坐標。筆者只得綜合采用內部現實考據、外部道理聯繫關係以致所守信紙的排比等方式，才將這些手札年夜致理清端倪。
最不難考知的是1921年的四封家信，收信人除了林琮，至多還有三子林璐。此四信乃是因林紓南游而寫。昔時林紓七十歲,與同親友人高鳳謙（字夢旦）、鄭孝檉（字稚辛，一作稚星，鄭孝胥弟）及李宣龔（字拔可）相約，同游雁蕩山，這可以說是他提早送給本身的誕辰禮品。不外，關于此次南行，今朝可見的記敘無限，重要是《畏廬三集》支出的《記雁宕三盡》，以及見于《畏廬詩存》的二十多首詩。依據家信，輔以詩文，可以擺列出林紓此行的具體日程，足補各家年譜之缺：
1921年5月24日（四月十七日）早七焚燒車抵滬，次女林璿及良人陳宏聲（字蘅心[19]，亦作衡心，福建閩侯人）接站，進住其家。在滬時代，訪鄭孝胥，游半淞園。
5月29日（四月廿二日）赴杭州，與陳建（字挺生，福建閩侯人）[20]、高鳳謙同業。在杭時代，游韜光庵、三潭印月、竹素園等處勝景。
6月2日（四月廿六日）自杭州回滬。
6月4日（四月廿八日），與高鳳謙、鄭孝檉、李宣龔乘汽船赴溫州，“游雁宕四日，路行往反五日，共九日”[21]。6月8日（蒲月初三）進山，游靈峰之羅漢洞（今稱“不雅音洞”），宿焉。越日由蔣冶（字季哲，浙江樂清人）導覽，游靈巖，宿蔣氏奉母所筑之屏霞廬（在靈巖寺四周）[22]。后日游年夜龍湫，仍宿屏霞廬。回途在澤國鎮遇雨。
6月17日（蒲月十二日）離滬，越日到京。
此次南游留下的《記雁宕三盡》當然是林紓特別結撰的古文名篇，但是，更能見出其苦衷、因此價值更高的，實乃1921年5月25日林紓寫給五個兒子的家信。盡管寫信昔時，誕生于1915年的林琯方才七歲，原來是識字無限，林紓卻照樣慎重其事把五個兒子的名字一一列出，故可知此次“字諭”的非統一般。
此信前半仍是告訴到滬情況以及吩咐家事，后半所述才是最吃緊的部門。南下途中在滄州遭受難平易近，對于林紓是很沉痛的記憶。公然頒發的文字有七律一首，表達了林紓對哀鴻的深切同情（“酸風卷出哭聲哀，菜色人人正色灰”、“探囊恨少金千鋌”），以及對南方軍閥冷淡無情的激烈氣憤（“河朔雄藩方縱博，那能引作親身災”）；中心固然也有一句自責，“白頭頗悔看山來”[23]，但限于格律，一閃而過，不易明了其意。家信卻于此處用足了工夫，并且，不只是自省，更有興趣借機教導諸兒：
余車過滄州，難平易近七百馀各攜筐，號聲動地。余出鈔票十元，托巡警分放，撥定每人得二枚，可哀極矣！汝兄弟饜飫熱衣，皆皇天所賜，宜自殺為人之道，以答天恩。蓋以汝等比之流平易近，有同霄壤。常人貴滿足，余見此慘狀，覺一衣一食，皆屬過火。即此次花錢游山，亦年夜不安本分人所為。后此亦盡力為善，以自蓋其過。汝兄弟年少，不知物力艱巨，國民哀痛，余不克不及不隨事警告。常人能曉一分世事，即得一分受用。璐、琮二子尤當知之。
從請求兒輩的感戴天恩，好自為人，到后悔本身的不安本分，揮霍財帛游雁宕，因此發愿盡力為善，以補其過，所斥責者已專在自家人。而隨時隨事施以警告，恰是林紓訓子書的特色。于是，一封告訴行跡的手札，終極改變成修德教言，無怪林紓要指令兒子們“讀后存之”[24]。
在林紓的七個兒子中，最讓他費神且悲傷的實為三子林璐，從《林紓家信》中所收《訓林璐書》已清楚可見。只是，盡管恨鐵不成鋼，那時的林紓仍是語重心長，勸勉不止，自陳“教子之心甚熱如火。汝累累不聽吾言，而吾心亦未嘗一刻灰冷。可見怙恃愛子，匪所不至”[25]。可是，這份寵愛與乞憐[26]并沒有換來林璐的幡然悔過。在新見家信里，1922年以后言及林璐，林紓的口吻已顯明由掃興轉為盡看。最嚴重的說法是：“其最無恥并無天良者，無過汝五兄璐。其人不孝不義，變節怙恃，唾棄老婆，整天非嫖賭不為閒事。”[27]可見，施之于林璐的家教完整掉敗，讓林紓極為痛心。
幸虧還有孺子可教的四子，林紓于是將一切的盼望都依靠在林琮身上[28]。這包含兩方面的拜託，一是家庭的維系，一是古文的延續。
就家庭而言，林琮1904年誕生時，林紓已五十三歲，此后又生養了璈、珣、琯三子，及瑚、瑩、珠三女。1924年林紓往世，當時最小的五女林珠不外六歲。以此，林紓自知大哥，不及親見諸後代長年夜成人，故對林琮寄予厚看。家信中已有明白囑托：
爾年十九，尚肯學好，無年夜過謬。未來能精于英文，益以汝之文章，可看自立。珣、琯二弟之成績，均爾之義務。至汝璈弟雖蠻野在理，然尚知短長，肯夙起向書院，量其材可為站長。且另有良知，知人道，不外年幼率性罷了。[29]
林紓諭林琮手書
此言既念及林琮自己未來的自立，尤關心三個弟弟的生長、培育。
固然看好林琮的古文前程，不外，林紓仍是清楚，古文的時期曾經曩昔，靠寫古文已無法營生。所以，他為林琮設定的是進讀北京鹽務黌舍。這所“以培養鹽務專門人才為主旨”的全新實業書院，1920年方才開辦。林琮的在校成分是別科額定生。依據《鹽務黌舍章程》可知，創辦第一年，除本科外，另有鹽務署推舉的別迷信員，學制為三年。該校一切課程分“中文學科”與“英文學科”兩類，此中英文課程遠多于中文課程，并且，單是“英文”一門課，其學時已跨越或至多相當于“中文學科”各門課程的總合[30]。于此方能懂得，林紓諭示林琮之所以把“精于英文”放在首位，原與鹽務黌舍特別的講授設置有關。
而提醒林琮這段學歷的文件，乃是保存在手稿中的一封“此致林紓師長教師”的鹽務黌舍公函，時光為1923年6月7日：“徑啟者：查本校別科額定生林琮多次遁詞回家，在外寄宿，并無家長來函證實，畢竟能否回家，頗滋疑點。應請貴家長隨時嚴察，以防流弊。嗣后若無家長來函證實，告假一節礙難允許。響應布達，諸希查照為荷。”應當說，從“額共享會議室定生”的標準，可知林琮并不在鹽務署推舉的二十論理學員之列，而是林紓動用關系才得以進學。
可以或許想見，林琮違背校規，不愛護來之不易的進修機遇，特殊是是以招致校方警示家長，確讓林紓痛心不已，“汗出如濯”。他不只立即“和淚書”一短札，請求林琮“以后切戒勿出”；猶認為缺乏，再用分歧平常的兩頁粉紅信紙，寫就一封“老父泣告琮兒”的信札，痛責以“家有一敗子（按：指林璐），足乃至白叟之逝世矣；再生兩敗子，白叟若何能久于世”[31]。而在獲得兒子的悔悟書后，林紓又乘隙再加訓諭，重點在以“收安心”為教：
全國罪惡，得一悔則立時可以懊悔，所患不克不及貫徹始終耳。全國修身之學，須從收安心始。心一松放，萬事不成整理。收安心之道無他，只要“戒慎膽怯”四個字。所懼維何？以長者弟妹多。此身茍無掌握，一趁波逐浪，則敗象立伏。學業不進，申明全裂，后此若何安身？[32]
不丟臉出，勸告林琮盡力學業，愛護聲譽，在林紓那里，最基礎仍是出于“長者弟妹多”的恐憂。而他也公然沒有看錯，林琮確切是個仁慈、有義務心的好後輩，所以，他完全收藏了鹽務黌舍的知會書、老父的三通訓函，甚至包含了父親手書“送鹽務黌舍先生林琮開折”的信封，顯示出領受經驗、改過自新的積極立場。
林紓手書“送鹽務黌舍先生林琮開折”的信封
現實上，一方面期盼林琮早日自立，另一方面，林紓也在拼命想法為後代們多積留些財富。尤其是在林璐“因打球而結識一班惡棍，勾引進北裡中，致吾將心血之錢敗往一萬”[33]之后，林紓的恐憂更是一日千里。清理家底，念及“今所馀不及一萬二千，汝兄弟及妹另有七人”，雖已年過七旬，林紓仍要打起精力，告諭林琮：
余已還有區畫。今每月畫出五日作畫，或十幅八幅不等，留為爾母及爾兄弟過活之用。予一偏頤養身材，為爾母子之恃。汝見字當立定志氣，力學英文，修身，寡言，衛生，孝親，其余擇交為要。[34]
盡管視古文為命根子，但是實際中，來錢最快、或許說銷路最好的仍是林紓的畫幅。從現存材料可知，這一拼其殘年、作畫賺錢的“區畫”，一向履行到林紓臨終。一紙“甲子正月起，每月廿六至三旬日，逐日作畫一幅加入我的最愛；若遇小建，則自廿五日起”的打算書，讓我們清楚，從1922年起，至性命中最后一年——1924年（甲子），林紓一直在養精蓄銳，為後代日后的生計勞作。是以，看到女門生王芝青憶及林紓“直到病榻上難以握管還在紙上探索，他逝世后還欠了很多畫債”[35]時，簡直令人不堪唏噓。
至于家庭中古文的延續，林紓異樣將盼望依靠在林琮身上。古文所代表的傳統文明，實為林紓安居樂業的地點。目睹新文明活動在全社會敏捷推展，勢不成擋，林紓自知已有力回天。但在他尚能把控的家庭一隅，林紓仍是盼望擁有衣缽傳人，以保留古文之一脈。因此，對林琮古文寫作才能的著意培育，從命題作文、細加修正，到一概夸贊的考語和每篇必有賞銀，林紓可謂費盡心思[36]。遺言中也唆使：“一切冊本回琮子。”更專有一條吩咐林琮：“琮子古文，萬不成釋手，未來必為世可貴。”凡此，均已載于《貞文師長教師年譜》，并錄進了《林紓家信》[37]。而林紓對林琮繼續家學的等待之殷，在此也獲得了最充足的展露。
出乎不測并令人高興的是，在新出手稿中，1924年9月5日專門寫給林琮的這張遺訓居然也現身了。原文尚多出數句，全錄如下：
琮子古文萬不成釋手，未來必為世可貴。佳耦須和氣。小騏琮可善視之，其父缺乏恃也。
林紓寫給林琮的遺訓
所囑咐者原為三事，即傳衍古文、夫妻相處有道與善待林璐之子。應當是由于后二事過分私密，記進年譜時，才居心刪略不提。林琮的婚禮是在父親往世之年春仲春舉行的[38]，據其后人說，本有沖喜之意，可林紓仍是走了。鑒于林璐對妻妾的寵辱無常，林紓斥之為“無情無義可為冷心”[39]，故特地吩咐新婚的林琮佳耦務必和氣相待。而“小騏”乃是林璐宗子林年夜誠的乳名[40]。林紓料定惡劣的林璐不會在意後代，于是事後拜託林琮照料，這也是為父的一片苦心。
好在被寄予這般厚看的林琮確切沒有讓老父掃興。盡管由於不幸染上了昔時的不治之癥肺結核，林琮1932年即過早病故，而在文稿中發明的一份經歷，卻讓我們對他急促的生平經過的事況有了年夜致的清楚：
林際春，原名琮，現年二十八歲。福建閩侯人。曾在北平鹽務專門黌舍別科肄業。歷充前財務部庫躲司處事，前路況部電政司處事，北平德律風局用戶課課員，天津德律風局文牘員，張家口禁煙局總務股主任，天津《平易近聲日報》編纂部長，天津《商報》副刊主編。須至經歷者。
林琮表字季椿，“際春”之名即由此而來。如以1904年誕生盤算，這份經歷已然記載了林琮的所有的人生。它讓我們了解，固然鹽務黌舍結業后，林琮輾轉在財務、路況等多部分任職，可終竟仍是進進了報社，父親教授的文章技巧仍是派上了用處。林紓若地下有知，應當也會欣喜的吧。
《畏廬文集》的評點
在林紓一切的創作中，他自己最推許的是古文，曾放言說：“六百年中，震川（按：即回有光）外無一人敢當我者；持吾詩相較，特狗吠驢叫。”[41]倒不是林紓自認其詩過分蹩腳，而是更自負其文章的必可傳世。他生前出書過三本文選，即《畏廬文集》《畏廬續集》與《畏廬三集》，分辨于1910、1916、1924年印行。而謂之“文選”，乃是由於此中的文章顯然顛末遴選，而非全錄。
林紓的三本文集卷首都冠以友人所撰序，作者分辨是張僖、姚永概與高鳳謙，對于林文，天然一概賜與好評。不外也可以發明，林紓對自家文章的信念，實在也是逐步樹立起來的。張僖1895年任興化知府時，曾請林紓來分校試卷，一時過從甚密。其記林紓曾將有關“光緒甲申之變”（即1884年的馬江之變）的百馀首詩作盡焚往，“獨其所為文頗秘惜”。盡管這般，林紓仍是“不時認為缺乏躲，摧落如秋葉”。“時文稿已稀有十篇”，林紓“日汲汲焉索其疵謬，不時若就焚者”。這讓張僖很是煩惱，于是“奪付吏人，令莊書成帙”，并自動寫了一篇序送給林紓。但他依然無法完整安心，因其“雖宦閩中，多領外郡，弗能督責畏廬秘惜其稿。今雖為之敘，不審后此可否刊以問世”。這般冥思苦想，終極只得寄看于林紓的顧念友誼：“畏廬果念伴侶之請者，當出其忠孝血誠之文字以激動后進，不宜重閉，使此寶光不泄于人世也。”[42]這固然是作文章，卻也應當離現實不遠，即相較于詩，林紓更器重其文。也正是以，他對于文章才這般不斷改進、反復斟酌，非本身滿足不進集。以此，新出林紓文稿中的一冊古文清手本就值得非分特別器重。
這冊文鈔書寫在“通俗學書室用紙”上，不算封面封底，內文總共十四頁，收文十二篇，順次為：《黜驕》《先妣事略》《贈長平易近序》《贈趙仲宣員外序》《贈陳生序》《送嚴伯玉之巴黎序》《記水樂洞》《記云棲》《記九溪十八澗》《先母陳太惱人玉環銘》《鈞壙銘》與《祭宗室壽伯茀太史文》。凡此，都應該是林紓本身甄選出的代表作。不難查知，諸篇所有的出自《畏廬文集》。最顯眼的是，此手本每篇都有蜀中名流趙熙（字堯生）的評點。評點分眉批與總批兩種，此中眉批只見于七文，總批則多半有“趙熙謹注”、“趙熙”、“熙”或“熙注”一類的題名。
關于評點的時光，批語既未有記，從中也看不出眉目，但其上限可斷定為宣統二年（1910）四月《畏廬文集》出書前，不然，林紓當奉上印本而不是手本就教。再查《趙熙年譜》，知其光緒二十九年（1903）蒲月到京，出任國史館協修，次年升纂修；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至三十四年（1908）丁父憂，多半居鄉守制；宣統元年（1909）蒲月進京，六月轉官御史，始與陳衍同等光體詩人交游；辛亥反動迸發后離京[43]。而陳衍與林紓本為福建同親，早已瞭解，又同于壬午科（1882）中舉[44]，二人在京亦多往來。據此，應是由陳衍牽引，林紓與趙熙才有了情誼，進而“奇文共觀賞，疑義相與析”。斟酌到陳衍詩集中第一次呈現趙熙的名字是在1909年的重陽節[45]，則趙評林文的時段年夜致可斷為1909年10月至1910年4月間。
推想那時情形，趙熙與林紓尚結識未久，彼此幾多還有些客套。是以，篇末總批一概以嘉獎為主張。如評《贈長平易近序》（《畏廬文集》題為《贈林長平易近序》）：“深警句，繼郇卿之《勸學》。”乃以荀子的《勸學篇》相擬。評《贈陳生序》：“寓雷霆于雨露，莊生所謂‘以刑為體’也。方之《戴記》，師道誠莊嚴矣。”又以《莊子》之言與《小戴禮記》（即《禮記》）的《學記》篇，歸納綜合其內孕威嚴的文風。評《記九溪十八澗》，許以“雋似河東，自成濃烈”，是雖僅見林紓寫杭州風景之三文，已窺破其有興趣效法柳宗元“永州八記”筆法之深心。
林紓古文善于抒懷，簡直已成定論，三位文集序作者于此都有言及。張僖謂之“忠孝血誠”，姚永概贊其“性格之真”足以守信千百世之人，而尤以好友高鳳謙言其“敘悲之作，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讀，蓋以血性為文章，不關學問也”[46]最實在。趙熙也不破例，對林紓的祭悼文字多有稱贊。如評《先妣事略》，眉批既云：“深哀至慟，甚至前無前人。”總評又曰：“語語瀝血而出，進后雜沓，尤覺哀無成聲。孝哉！夫子之言也。”評林紓為早殤的第二子林鈞所寫《鈞壙銘》，亦稱其“蒼芒萬感，使人生無涯之戚”。凡此，應該都搔到了林紓癢處，激發其知音感。
趙熙手批林紓文稿
不外，仍是可以看出，有些批注彼此參差，并紛歧致。如《贈陳生序》，在“其深許之者，唯一林杭州，其次高嘯桐，其次陳生杰士”上，趙熙有批注：“林、高稱呼可酌回分歧否？”乃是因林文稱號曾任杭州知府的林啟以其官職，稱號高鳳岐又改用“嘯桐”之表字，不免難免不同一，在趙熙看來是瑕疵。不外，這仍是孤例。更值得會商的是《祭宗室壽伯茀太史文》。
壽富，字伯茀，為清宗室中具維新思惟者。1897年創知恥學會，梁啟超為作敘[47]。1900年，八國聯軍進京，壽富拒降他殺。其人與林紓交好，《畏廬文集》中另收《贈光祿寺卿翰林院庶吉人宗室壽富公行狀》，以供“宣付史館”、“編進忠義之傳”[48]采用。與行狀之出于公義分歧，《祭宗室壽伯茀太史文》更多從“后逝世友”角度，抒寫二人世的友誼，亦為林氏專心用力之作。趙熙批注林文，以此篇最詳，眉批、總批一應俱全。文敘1895年甲午敗后，高鳳岐與林紓聯名上書清廷，“首請罪己，屯兵儲糧，先求內治，再圖外攘”，接上去寫壽富介入簽名并遞呈一段：
書成視君，君自毀稿。簽名吾后，呼車上道。臺門靜深，壞堂生草。老隸垢面，獰怪如獠。熏風起塵，黃蔽穹昊。鞠躬候門，吹𡏖盈抱。
其間多有想象，并非寫實。然經此一番襯著，奏請不報的終局已可預感。趙熙于此數語上批曰：“不才歷古者鮮，質諸所見，則自來哀祭之言，蓋無此萬怪皇惑者。”與總評“萬言未抒其積愫，遂至龍瀾蛟波，牙角競作，疑貞元、元和作者矣”合不雅，趙熙對林紓文字的怪奇處顯然觀賞有加，可算尷尬刁難其古文的另類發明。而無論“萬怪皇惑”，仍是“龍瀾蛟波，牙角競作”，均語出蘇洵論韓愈文之“如長江年夜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49]，意在指出林紓學韓得法逼真。更主要的是，林文之“怪”并非枉然以文字取異，而是深植于性格。承接林氏祭文結語之“萬痞積胸，百哭敗嗓。至哀莫罄，伏惟尚饗”，趙熙以“萬言未抒其積愫”為形成林紓文風奇崛的底蘊，實為正解。其為林氏《先母陳太惱人玉環銘》所作總批——“繁重處自關性厚，筆達其隱，遂覺奇語嶄然，正人見為確切罷了矣”，正可移進此處作注。
盡管對《祭宗室壽伯茀太史文》力加贊譽，不外，最后附粘的一紙“附注”，仍是讓我們明白地看到了趙熙為人樸直的一面，不由寂然起敬。附注所擬修正看法凡分三條，錄如下：
篇中追想情形語皆百煉，未知尚可偶節一二否？
署題可稍更定否？“壽伯茀”三字未知于姓氏之道何如？
起勢兩行，體如《毛詩》之序，未知“光緒”上“維”字可刪否？閏月“八”字可刪否？“庚子”可易作“二十六年”否？
趙熙手書的林紓文集手本“附注”
一切擬議都出于磋商的語氣，可意思很明白。如第一條，雖稱呼追想部門說話精練，實則仍嫌其繁復，故提出再作刪省。可刪之處，應在那些未施圈點的片段，特殊是“四月昆明，蒲芽被水；穹橋虹偃，矗天百齒”一類寫景抒懷、翰墨搖曳的語句。而文章標題顯然也認為不當，以壽富之字而不是本名進祭文題目，且與官職聯綴，顯得不般配。最后一條，林紓原文開首作：“維光緒庚子閏八月某日，吾友伯茀師長教師暨其弟仲茀殉節京師。”而單是首句，趙熙即連發三問，以為發語詞“維”可刪，閏月于一年中只一次，故“八”字亦多馀，干支編年的“庚子”與“光緒”所代表的年號編年法紛歧致，改為“二十六”年方適合。如按照趙熙的提議修訂，此句即為“光緒二十六年閏月某日”，簡直比林紓原作更精當。應該是感到到最后一文的批駁分量不輕，或難免話不投機，趙熙最后又補上了“所臆無當，謹求師長教師誨之”的自責，以緊張語氣。
剩下的題目是，林紓有沒有采納趙熙的提出。而只需比對抄稿與印本，即可了然，后出的印本無一更動。未改的緣由，當然有能夠是書稿早經提交書局，版已制好，未便再做增刪，但也不消除林紓對自家文章的珍重與自負。從林紓一面假想，《贈陳生序》稱呼不求一概，稱官銜所以表敬佩，稱別字所以見親近；推之于《祭宗室壽伯茀太史文》亦然，文中既謂為“吾友”，題目書字不書名便也不妨。至于“閏月”的寫法當然精闢，但后世非借助東西書，無法立即知曉當時間段。當然，上述都是以道理猜度，今朝尚未見到林、趙兩邊關于此稿的會商，而《畏廬文集》照原樣印行，經久不衰，則已成為現實。
猶可一提的是，同在1910年，在趙熙與梁啟超之間也產生過相似的情節。梁氏專有一首長詩紀其事，詩題已說得很清楚：“庚戌秋冬間，因若海（按：即潘博，字若海，與梁啟超同為康無為門生）納交于趙堯生侍御，從問詩古文辭，書訊來去，所以進之者良厚。顧羈海內，迄未識面，輒為長謠，以寄遐憶。”[50]此詩與事均被陳衍采進《石遺室詩話》，陳氏一方面推賞趙熙：“堯生問學道義，相知者無不愛敬。”一方面稱美梁啟超：“而任公推挹之意，實逾平常，非謙虛求益之誠，何故言之缺乏又長言之，長言缺乏又詠嘆之這般？”并將梁氏列為其“測交國內數十年，能虛其心者”的四五人之一。而梁啟超也曾“裒其生平所為詩數百首”送交陳衍，“使縱尋斧”；陳衍亦“遂居之不疑，字斟而句酌之”[51]。似此，均成績了一段美談。反不雅趙熙與林紓的這番文字人緣簡直藏匿，不得不回因于林紓對其文章的極端自信了。
《畏廬詩存》的刪改
林紓生前僅出書過兩部詩集，即1898年刊印的《閩中新樂府》與1923年行世的《畏廬詩存》。未支出二集的詩作尚多，曾經一火焚之的一百多首記中法戰事詩外，單是《林紓集》第二冊中編進的《畏廬詩輯佚》《冷紅齋詞剩》《諷喻新樂府》《勸世口語新樂府》等，多少數字已遠遠跨越已印行者。若就所占篇幅而言，兩集詩作只居所有的的四分之一[52]。可見，比擬撰文的臨之以敬，林紓吟詩的立場相當放松。並且，輯佚詩作中，題畫詩比重綦高，最少不少于一半。這類詩進集起碼[53]，也可見繪事之于林紓，確切更多作為生計而非藝術來操縱——當然，在構圖題詩時，林紓仍有其審美尋求。
從寫作目標而言，現存的兩種詩集有很年夜差異。《閩中新樂府》昔時系為發蒙兒童而作[54]，《畏廬詩存》則專注流露自家苦衷。并且，在后書《自序》中，林紓已清楚交接，自1901年“客京師，不為詩近三十年”，故今存詩大略為辛亥后所作[55]。據此，如要清楚清遺平易近林紓在平易近國時代的所思所感，《詩存》的主要性不言而喻。而新見林紓文稿中的一冊詩集清手本，是以非分特別惹人注視。
此稿連帶封面，一共二十六頁，繕寫在印有“畏廬文稿”的公用稿紙上，簽名作“閩縣林紓畏廬父小樹屋”。第一頁年夜字題“春覺齋稿”，小字書“卷二”，推想卷一大要收錄了更早的詩作。第二頁再題“煙云樓詩稿”，參看第三頁首先處書名，原作“春覺齋稿”，后圈往“春覺齋”，改為“煙云樓稿”，可知林紓對此詩稿的定名，實偏向于“煙云樓”，因修改處以及後面的兩頁，字跡均出于林氏自己。而“煙云樓”的出典正在此冊中，1917年年頭，林紓作有《少帝頒御書“煙云贍養”春條紀恩一首》，此中感謝涕泣于溥儀的賜書，所謂“歷來天語不輕錫，自問平民無此榮”[56]。嗣后，遂改樓名為“煙云”，以示恩寵。其《御書記》一文更于篇末剖明：“嗚呼！平民之榮，至此云極。一日不逝世，一日不忘年夜清。逝世必表于道曰：‘清處士林紓墓。’示臣之逝世生，固與吾清相終始也。”[57]故而，以“煙云”名詩稿，正所以彰顯其清遺民氣志。
這冊《煙云樓詩稿》起于《段大將軍于閣務殷繁中屏從見枉，即席賦呈》，止于《新秋驟冷齋居遣興》，包含劃往的一題，總共存詩62題。對比《畏廬詩存》，順序全同，惟其間完整刪往26題，又有兩題只是部門支出了《詩存》。也就是說，《詩存》中見于此稿的詩作為36題（此中兩題未全錄），未進集的比例相當高，且其間有修正陳跡，即此可見其文獻價值。段祺瑞造訪林紓，事在1916年6月[58]，最后一詩則寫于1917年頭秋，且留有年夜半面空缺，可知這冊編錄林氏一年多來詩作的手本不只是《畏廬詩存》的藍本，也應是1917年秋實時抄寫所得。
林紓《煙云樓詩稿》手本首頁
現將刪落之詩列題如下：
*六月四日，姚叔節、臧磵秋、張少樸、徐又錚小集春覺齋，時魏季渚亦至自滬上，夜談甚歡，往后賦呈五君
*飲水行動駱夫人作
累月閉戶不出，頗有人語余以外事者，心緒麻起，不克不及自聊，援筆自抒其憤，言之無故，用代唐衢之哭
*懷人詩三首
*為臧磵秋作《校史圖》并題長句
*《平臺春柳圖》為詩社諸君斗詩而作，即題四詩于其上（四首之三、四）
*喜晤沈雁南即題其集集名詩癭
*寫《潛樓圖》寄劉幼云青島
*三冬
*醉司命日宋鐵梅招隱晚學齋
時勢愴懷，信筆書此，不知涕之何從也（三首之二、三）
*哭高氏甥女女為余從子琇婦
*《漢江秋看圖》為徐又錚寫并題四詩
*史局
四月十五日車過西苑門有感
丁巳蒲月一日，宋銕某將軍招同成澹堪多祿、齊迪生忠甲、徐敬宜鼐霖、涂子厚鳳書集公園水榭中，時旱久方得雨也
瞥眼
衣冠
（詠史）
蒲月二旬日晨起，聞齊化門外有巨炮聲，知外兵近矣，慨然有作
征鄭蘇堪不至
*移家
書感
等是
詠史
聞軍事會議有黜往帝號及移宮二說，愴然有作
*亂后至校
新秋驟冷齋居遣興
此中，用括號標識的《詠史》為林紓已劃往者；此外，《懷人詩三首》與《寫〈潛樓圖〉寄劉幼云青島》上均書一“刪”字。不外，未進進《畏廬詩存》的詩紛歧定沒頒發過，上述目次中加*號者，便是依據《林紓集》第二冊中《畏廬詩輯佚》著錄的出處，知其曾刊于天津的《至公報》與北京的《公言報》。此類詩多少數字已達14題，并且容有漏掉。但無論若何，1923年編纂《畏廬詩存》時，上列諸詩林紓顯然不擬保留，或至多是不擬普遍傳播，更有一些進集詩也顛末了修正。盡管刪改可以有各類來由，其間政治的影響仍是最值得追蹤關心。
現實上，在《煙云樓詩稿》所觸及的1916-1917年這一時段中，對林紓而言，最主要的政治事務是丁巳復辟。固然從1917年6月30日到7月12日，張勛導演的清廢帝溥儀重登寶座不外12天即促結束，林紓的心境卻年夜起年夜落，并輻射到前后詩作中。而由時勢勾連起的心思變更，在此底稿中有極難堪得的完全浮現，刪改之處更見真情實感，是以值得作為清遺平易近的心態標本停止研討。
復辟事務產生前，林紓已不惜宣示其光鮮的清遺平易近成分。溥儀贈予“煙云贍養”春條，以及1916年年齡兩次祭拜崇陵（光緒天子墓），林紓均有詩慎重記敘，且多半公諸報端[59]。此時，做遺平易近不單沒有任何風險，還被視為節操之士，遺平易近之間也有相當親密、公然的交往[60]，乃至林紓、梁鼎芬謁陵遭到的責備反而是“好名”與“作偽”[61]，忠于清室自己倒情有可原。
在如許的佈景下，1917年6月，受總統黎元洪之邀，作為各省督軍“牛耳”、時任長江巡閱使的張勛管轄定武軍（辮子軍）進京，名義上是來調停黎與已被免職的國務總理段祺瑞之間的牴觸，卻借機動員了其蓄謀已久的復辟。6月30日（蒲月十二日），定武軍移駐天安門一帶。越日，這位辮帥即推戴十二歲的溥儀復位，發布復辟上諭，改稱“宣統九年”[62]。得知新聞，林紓當即寫下了《宣統九年丁巳蒲月十三日今上復辟，臣紓喜極而感涕無限，恭記一首》的詩作：
景運依然屬圣清，黎明龍纛耀神京。
累朝忠誠延皇祚，萬騎威嚴列禁兵。
天許微臣為長者，生無妄圖到簪纓。
卻饒一事堪丹青，再睹朝車趣鳳城。
《煙云樓詩稿》手本內頁
喜極而泣，可以說是作為遺平易近的林紓最正常的反映。固然并沒有躋身朝臣的欲看，但再次看到群臣進朝的氣象，林紓仍以可資進畫，表示出對宣統復辟后的小朝廷盡快掌控局勢的期盼。
正所謂“初聞涕淚滿衣裳”，只是這最後的驚喜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壓在林紓心頭的憂慮以致惱怒。盡管身列內閣議政年夜臣之首的張勛幾回再三發電，催促各省“遵用宣統正朔”，“電賀朝廷”[63]，迎來的倒是各方否決復辟的通電。居留天津的前國務總理段祺瑞更于7月3日組織了討逆軍，自任總司令，馬廠誓師后，當即向北京進發。于是在緊接上首詩而來的《瞥眼》中，林紓的心境已判然不同，對時局的不斷定性佈滿疑慮。尾聯“萬方箋奏遲遲至，野老癡心盼止戈”[64]則清楚流露出，由于復辟的宣統遲遲得不到認可，林紓此時的企盼已轉向防止戰事產生，掛念的仍是皇室的安危。
實在，在復辟新聞最後傳出時，《至公報》已有清皇室聞訊年夜哭，以為會鬧到“優待前提”中規則的每月四百萬元待遇被撤消的報導[65]。林紓對此應有知曉。他最關心的原來就是清室的生死，是以對丁巳復辟以及包攬此事的張勛，立場也有游移變更。被全行涂抹失落的《詠史》一詩固然無法逐字辨認，但開首四句“曹、徐乘不備，奪門事幸成；何進迎董卓，縱兵進神京”，顯明是在以古喻今。明代石亨、徐有貞、曹吉利等劫出被軟禁的朱祁鎮復位，是為明英宗，史稱“奪門之變”；東漢末年，何進引董卓進京，凡讀過《三國志演義》的人無不知曉其后果。以此二典類比張勛的擁立宣統舞蹈場地，對其人的嫌惡、仇恨已溢于言表。起首是對君主的把持甚至玩弄（“置君如置棋，已覺神器輕”），讓林紓惱怒；況且“曹、徐固懷諼，未使宇宙傾”，張勛的禍患則更有過之，已直追董卓，故林紓在開頭嘆恨：“巨憝誰所召，成此年夜亂萌！”只是，這首《詠史》詩后被徹底刪除，料想緣由在于林紓究竟是遺平易近，以對清室的虔誠度權衡，張勛尚屬“好意辦好事”，錯在莽撞，與董卓的用心邪惡仍分歧。是以，“奪門”的典故其后還在不竭應用[66]，董卓的相比卻已盡跡。
《煙云樓詩稿》手本中全行涂抹失落的《詠史》一詩
7月7日（蒲月十九日），討逆軍除了空中軍隊的步步進逼，南苑航空黌舍也出動飛機，向內廷拋擲了三枚炸彈，使得張勛“益形惶駭”，“乃上奏告退”，并獲準。自此，請辭、稱病者不竭[67]，不待討逆軍進城，小朝廷已四分五裂。有感于此，林紓于8日寫下一首紀事詩《蒲月二旬日晨起，聞齊化門外有巨炮聲，知外兵近矣，慨然有作》。詩作從昨日的皇宮被炸、“一時驚圣躬”說起，剖明宣統的復出完整是張勛奪門逼迫形成（“吾皇久讓政，胡貪奪門功？長驅六千眾，進朝扶幼沖”）。不外，對于辮帥，林紓仍是確定其“孤忠”。但面臨討逆軍的防禦，張勛的一籌莫展（“定武坐無策”），也讓林紓看清了其操縱復辟乃是“年夜事等兒戲，決議計劃何瞢瞢”？終極的潰敗已在料想中。
此時再來評價小朝廷的征召舊臣，本應召之即來、盡瘁王事的為臣之道，在《征鄭蘇堪不至》[68]中也呈現了異常的聲響。鄭孝胥的“天馬行空不受鞿”，反被林紓贊為“四方聞詔應稱賀，萬里知君早決機”。由於看破了復辟背后的權利之爭，料定其盡無勝利的能夠，不往趟這潭渾水，在林紓看來，也與苦守遺民心節并無牴觸。
而當復辟敗局已定，林紓的選擇也異于凡人。設定夫人楊道郁帶八個後代移家天津后[69]，林紓拒絕了友人“不可且悔”的出城敦促，答以“義不妥行”[70]。這里所謂“義”，表達的是要與處在危難中的宣總共生死的道義，故《移家》詩以“垂老且居守，咨嗟看龍纛”停止。顯然，雖未進朝為臣，林紓卻比那些作鳥獸散的重臣更展示出對君主的虔誠。以其執守的品德原則裁量，林紓也在詩作中表示出對列位當事人歧異的評價。
張勛于7月11日尚表現：“明日決戰，必以身殉。”越日卻經外人救濟，遁進荷蘭使館[71]。林紓于是作《等是》一詩嘲之：“等是大張旗鼓看，同時敗衄在長安。借兵縱未需回鶻，托命竟然向契丹。謀淺不知身易辱，心高轉覺逝世難堪。從今莫信好漢記，論定終須待蓋棺。”對其膽大妄為、托庇外人、不克不及殉節佈滿鄙夷。當然，更讓林紓痛心的是張勛“謀淺”形成的嚴重后果，7月12日所作《蒲月廿四日晨起聞巨炮聲，知外兵近天壇矣。天壇，定武軍所屯處，激戰自卯至未，五時始略息，而東華門及煤山亦同時舉炮。市上聞兵車轆轆過，寂無行人。余凄然甚懸懸于宮中，因拉雜成此長句》，結句落在“此軍再挫清再亡，敢看復興作杜甫”[72]，表白林紓已甦醒地認識到，經此一戰，清室永遠掉往了復辟的盼望。
此外，小朝廷的六位內閣議政年夜臣中，林紓最熟悉的是溥儀的徒弟陳寶琛，其次就要數到劉廷琛（字幼云，號潛樓）了。劉氏自光緒三十三年十仲春至辛亥反動迸發的宣統三年十月擔負京師年夜書院總監視（即校長）[73]，與林紓有交集。平易近國后，二人均為有名的清遺平易近，彼此也有來往。《煙云樓詩稿》中《懷人詩三首》所懷之第一人“劉幼云”以及《寫〈潛樓圖〉寄劉幼云青島》，受贈的對象都是劉廷琛。不只自動為其畫《潛樓圖》，林紓在題詩中也盛贊劉氏“抱節目若電，義利判冰炭”[74]。不外，此二詩在詩稿上方均標注了“刪”，覆按此中緣故，雖與復辟掉敗后，平易近國當局的通緝令有關[75]，更主要的倒是劉廷琛最后的表示令林紓不齒。張勛奏請開缺后，劉廷琛隨即于7月9日“奏因病告假二旬日，奉旨賞假五日”[76]。也就是說，在小朝廷最危難的時辰，劉廷琛脫逃了。不只這般，還有傳言說，因“一切偽諭逆謀均系出其手擬”，故“曾有人勸清室賜劉自殺，殊不知劉已遁往久矣”[77]。由此證實，劉廷琛最後的接收錄用，本是妄想官位與利祿[78]，恰與林紓此前稱贊者相反，以此，刪詩勢在必行。幾年后與鄭孝胥說起，林紓仍氣憤言道：
如劉廷琛、陳曾壽之化名復辟，圖一身之貧賤，事機少衄，即行告退，逍遠江湖。此等人以國度為孤注，年夜事既往，無一伏節逝世義之臣。[79]
而無一逝世節，可見君臣之道已然淪喪，這也是林紓對此次復辟深感悲痛之處。
不外，最有興趣思的仍是林紓對討逆一方的立場。在7月8日所寫的那首長詩中，林紓出人不測地不只未對段祺瑞加以叱責，反好言拜托：“段公本才子，工作期垂鴻。所愿思先朝，死力保三（初作‘扶兩’）宮。”[80]盡管暗裡議論，林紓會婉言：“若段氏者，罪浮于袁賊，直首亂之人，弟假意周旋則有之，固未嘗賢之，且從之得小好處也。”[81]這話不假，可也不克不及盡信。最少上詩稱其為“才子”，雖未頒發，卻幾多與段氏前一年曾到其家中造訪、擬聘為參謀[82]有關。當然，更實際的考量是，段祺瑞的《討張勛復辟通電》已將罪惡全回諸張勛，而摘清了清室，稱：“清帝沖齡高拱，盡有利全國之心。其保傅年夜臣，方日以居高履危為年夜戒。今茲之舉，出于逼脅，全國共聞。”[83]既有對宣統網開一面之辭，林紓天然會想到，在討逆軍迫近城門之際，要包管清室的平安，只能借勢段氏。
對討逆軍總司令段祺瑞可以因有所請托而存恕辭，對其所倚重的梁啟超，也即討逆電報的現實執筆人，林紓卻譏諷譏諷，感恩戴德。《煙云樓詩稿》在《等是》之后，又有一首《詠史》，便是專為梁而作。開首就寫得極苛刻：“呂布如封狼，馮道如流倡。布猛道則柔，所仗能文章。”這里的“呂布”或許是暗射段祺瑞，而五代時“事四姓十君”、歷來被視為“無廉恥者”[84]的宰相馮道，卻毫無疑問指向梁啟超，即以梁為馮道千載后的傳人。林紓對梁之惡評也集注在奸邪與貪利（“高文寧掩奸，利存恒性亡”），故詩中屢用“回辟”“懷諼”一類字眼以及言而無信的筆法。述梁于戊戌政變后亡命japan(日本)，“海內（初作‘自云’）念故君，每飯恒不忘”，似乎真是保皇忠君；卻接以“當涂覆清室，忽拜尚書郎”，其人居然出任了強迫清室退位的袁世凱當局司法總長，于是被諷刺為“事仇”“可嗤”；再一轉手，“已復叛當涂，討賊露布揚”，不數年，梁啟超又倡議了否決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鬥，在林紓看來，此舉屬于再次叛主。而在標榜急流勇退后，梁氏仍很快復出：“一旦聞復辟，震怒若剪商。大方從義軍，向闕討孤孀。”可這位被梁啟超率軍伐罪的孀婦，恰是其在海內每飯不忘的光緒天子的遺孀瑾妃。林紓在此用了一個比方，反叛明朝的吳三桂用弓弦勒逝世了南明最后一個天子永歷帝朱由榔（“豈效吳三桂，弓弦拉由榔”），梁氏所為與之相似，恰是罪大惡極。是以，詩篇的結語“遺臭爾所甘，那復思流芳？貧賤盡爾圖，冥冥有穹蒼”，已清楚可聽到林紓咬牙切齒的咒罵聲。
《煙云樓詩稿》中關于丁巳復辟的最后一首紀事詩，乃是《聞軍事會議有黜往帝號及移宮二說，愴然有作》[85]，林紓仍在為“帝號生死”與“移宮一事”憂心不已。說究竟，恰如林紓所自擬，其對清室的情感，為“中落之家奴，戀戀不忘故主”[86]。而以自家對于清室的盡對虔誠求之，便成為其評價人物的特殊視角，并且唯此為年夜，掉臂全人。此亦可見林紓遺平易近認識的深刻骨髓。
總結林紓對于此次復辟的感觸感染，日后雖自言“到逝世未敢同意復辟之舉措，亦度吾才力之所不克不及，故不敢盲從以敗年夜局”[87]，實在尚不克不及用以歸納綜合全舞蹈教室部經過歷程。至多，復辟初起時，林紓曾有“喜極”的表示。只是這不測驚喜很快掉落。本來頗長的詩題，隨即簡化為《丁巳蒲月十三日少帝復辟》；編進《畏廬詩存》時，更是只刪剩下《蒲月十三日紀事》寥寥七字。詩句也年夜加改訂，一、三、四句分辨易為“袞袞諸公念年夜清”“爭憑忠愛甦皇祚，立見威嚴列禁兵”，原有對于復辟乃是應天順人的表述已全然不見。也便是說，從標題到詩行，林紓已在努力防止對復辟直接亮相。況且，事情之后，宣統自稱“本忘我政之心”，將復辟的義務完整推給張勛：“不料七月一號，張勛帶領部隊進宮佔據，矯發諭旨，擅更國體，違反先朝懿訓。沖人深居宮禁，莫可若何。其中情況當為全國所共諒。”[88]林紓對于事務的評斷天然應與清室堅持分歧。不外，透過詩稿中對張勛與段祺瑞牴觸的立場，我們依然可以或許充足感知林紓復雜糾結的心境。
總之，借由這批新呈現的文稿，極年夜地豐盛了我們對于林紓作為年夜學教員、父親、古文家以及詩人的認知。而這些分歧的成分，也付與其筆下的體裁分歧的效能。以一位盡力順應舊式講授體系體例的舊文人，林紓的國文課程課本盡管已添加了“研討法”一類新項目，卻仍是不出不測地采用了傳統的詩話、文話以及評點的方法。而其寫給後代的家信，也正有一個典范的取法摹本：“昔者曾文正教其子，均用函牘，吾今亦然。”[89]除日常瑣事的吩咐外，為人與為文之道也充盈此中。最風趣的或許是文章與詩歌的品級高低與差別看待，文章的期以傳世，使林紓下筆穩重，非莊言正論、比肩前人不為也；詩篇則更相似日誌，每有所感，即援筆立成，故自家心境多流瀉此中。而將各類文本合在一路，鮮活平面的林紓于是乎在。
2021年12月12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圃
注釋：
[1]“平易近國六年冬，師長教師開文學講習會于京師。越己未夏，羲胄始往親炙師長教師講解。師長教師故操閩語，羲胄進聽之時，則靜神審其詞指，縮括以識于策。及回館舍，每屏置食飲，而先自參稽載籍，纂述統整，得其要刪，然后乃始進食。”（朱羲胄述編：《春覺齋著作記》卷二，6頁，上海：世界書局，1949年）又，《文微》卷末朱羲胄跋語云：“右筆記十章，都二百八十條，皆吾于己未受自福建閩縣水部蓮齋林紓師長教師。”（李家驥、李茂肅、薛祥生收拾：《林紓詩文選》，40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
[2]朱羲胄述編：《春覺齋著作記》卷二，6頁。
[3]第六章《古文教授的古代命運——林紓與北京年夜學的悲歡離合》，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導的方式、道路及視界》（增訂本），309頁，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
[4]馬其昶：《〈韓柳文研討法〉序》，林紓：《韓柳文研討法》，序1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
[5]《奏定年夜書院章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中冊，588、593-594、596頁，北京：國民教導出書社，1961年。
[6]《奏定年夜書院章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中冊，594-595頁。拜見夏曉虹《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文學史》第二輯，329-330頁，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5年10月。
[7]《奏定年夜書院章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中冊，595頁。
[8]《奏定年夜書院章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中冊，596、595、596頁。
[9]《左孟莊騷精髓錄》1913年4月、《左傳擷華》1921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先后出書。《周秦以來文章名家》
見江中柱、閔定慶等編《林紓集》（福州：福建國民出書社，2020年）第5冊，此中《本冊收拾闡明》稱：“收拾者加入我的最愛了手稿復印件，但有殘破。收拾者發明林紓的《左孟莊騷精髓錄》基礎上與《周秦以來文章名家》雷同，而《左傳擷華》只是《周秦以來文章名家》中評點《左傳》的部門。”（1頁）有興趣味的是，前書出書之日，正是林紓被年夜書院解雇之時。筆者猜測，該書應與年夜書院的課程有關，或許原來就是為1913年講課預做預備。而《左傳擷華》乃是1917年冬開設古文講習會后補充所成。林紓自己亦明言：“近者學子請余講《左》《史》《南華》及姚選之《古文辭類纂》，各加考語。……《左傳》較前（按：指《左孟莊騷精髓錄》）亦增至三倍，因作為單行本付印。”（林紓：《〈左傳擷華〉附記》，《林紓集》第5冊，269頁）
[10]《奏定年夜書院章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中冊，596頁。
[11]《職教員名單》，北京年夜黌舍史研討室編：《北京年夜學史料》第一卷，341、342頁，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3年。
[12]姚鹓雛：《記畏廬師長教師》，姚鹓雛著、楊紀璋編：《姚鹓雛剩墨》，24頁，北京：社會迷信文獻出書社，1994年。
[13]《欽定京師年夜書院章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導史材料》中冊，565頁。
[14]姚鹓雛：《記畏廬師長教師》，姚鹓雛著、楊紀璋編：《姚鹓雛剩墨》，24頁。另可參閱同書《記京師年夜書院》一文，內述及師生團圓顛末（《姚鹓雛剩墨》，32頁）。
[15]林紓：《玄月十九日南中警報，急挈姬人季子避兵天津，回視屋上垂楊尚凌秋作態，慨然書壁》，《畏廬詩存》，卷上5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
[16]見朱羲胄述編《貞文師長教師年譜》，卷二1頁，上海：世界書局，1949年。
[17]拜見北年夜中文系編《北京年夜學中文系系友名錄》（2010年版），1910級后，直接跳到1914級。陳平原在《古文教授的古代命運——林紓與北京年夜學的悲歡離合》中作過辨析，1913年另有先生登科（《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導的方式、道路及視界》增訂本，290-291頁）。又，1912年10月，教導部發文，規則“各黌舍以八月為學年始期”（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年夜學紀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上冊，30頁，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8年）。
[18]《職教員名單》，北京年夜黌舍史研討室編：《北京年夜學史料》第一卷，342頁。
[19]陳宏聲為林紓門生，見朱羲胄述編《林氏門生表》13頁（上海：世界書局，1949年）。
[20]見袁志成《晚清平易近國詞人結社與詞風演化》，247頁，長沙：湖南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
[21]1921年6月4日“諭璐、琮及諸兒”。本文所引家信的寫作時光，均由筆者裁奪。
[22]此處據《記雁宕三盡》，該文乃一年后之“壬戌（按：即1922年）蒲月”補作；《畏廬詩存》中所錄《蒲月三日至小龍湫，宿天柱峰下蔣氏兄弟屏霞廬》（卷下21頁），則將此游系于前一日。
[23]林紓：《四月十七日余南游雁宕，車過滄洲，饑平易近七百馀夾車而號。余出十金，囑巡士俵散。巡士言：人得二枚耳》，《畏廬詩存》，卷下17頁。
[24]1921年5月25日“諭璐、琮、璈、珣、琯五兒”。
[25]林紓：《訓林璐書》（1918年），夏曉虹、包立平易近編注：《林紓家信》，8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26]如“付璿女、少奶”中稱：“同心專心憂亂離，同心專心憂兒女，吾年近七十，不幸不幸。果祥兒（按：林璐的乳名）能不幸我者，便不願冒暑，不愛身矣。”
[27]1922年3月23日“諭琮兒”。
[28]林璐之前，林紓另有二子。宗子林珪過繼給早逝的林紓弟秉耀，二子林鈞1898年二十歲時病歿。
[29]1922年3月23日“諭琮兒”。
[30]《財務總長兼鹽務署督辦李思浩呈年夜總統訂定鹽務黌舍章程繕折呈鑒文（附章程）》，《當局公報》1534號，14-21頁，1920年5月22日。
[31]1923年6月7日“諭琮兒”、“泣告琮兒”。
[32]1923年6月8日“諭琮兒”。
[33]1923年6月7日“泣告琮兒”。
[34]1922年3月23日“諭琮兒”。
[35]王芝青口述、范文通收拾：《我的繪畫教員林琴南》，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討材料》，123頁，福州：福建國民出書社，1983年。
[36]拜見《林紓修改之林琮古文習作》十三篇及筆者《瀏覽林紓訓子書札記》，《林紓家信》，135-201、268-281頁。
[37]見《貞文師長教師年譜》，卷二65頁；《林紓家信》，132、133頁。
[38]見《貞文師長教師年譜》，卷二62頁.
[39]林紓的原信作：“但以一事論之，其無情無義可為冷心。彼寵姬老三前此視如生命，日防爾怙恃將彼毒逝世，今亦棄之如遺。竊赴天津數日，安知無有外婦？”（1922年3月23日“諭琮兒”）又，林琮后報酬其外孫女佟濱。
[40]由林紓的外孫李建師長教師告知。
[41]林紓：《與李宣龔書》，轉引自錢鍾書《林紓的翻譯》，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討材料》，322頁。
[42]張僖：《序》，《畏廬文集》卷首，上海：商務印書館，1910年。
[43]拜見王仲鏞纂《趙熙年譜》，王仲鏞主編《趙熙集》下冊，1123-1125頁，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2014年。
[44]拜見張俊才《林紓年譜簡編》，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討材料》，17頁。
[45]即《九日同堯生天寧寺登高》，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上），168頁，福州：福建國民出書社，2001年。
[46]姚永概：《序》，林紓：《畏廬續集》卷首，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年；高夢旦：《序》，林紓：《畏廬三集》卷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
[47]見梁啟超《知恥學會敘》，《時務報》40冊，1897年9月。
[48]林紓：《畏廬文集》，37頁。
[49]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林紓選評：《（林氏選評名家文集）嘉祐集》，54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
[50]刊《庸言》1卷12號，“詩錄”6-7頁，1913年5月，
[51]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九，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上冊，119-121頁，福州：福建國民出書社，1999年。
[52]見江中柱、閔定慶等編《林紓集》第2冊，福州：福建國民出書社，2020年。
[53]林紓1915年有詩，題云：“余每作一畫，必草一盡句于其上。二年以來，作畫百馀幀，而題句都不省記。強憶得卅首，拉雜錄之。”（《畏廬詩存》，卷上16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
[54]林紓于《閩中新樂府》卷首有言：“聞歐西之興，亦多以歌訣動人者。閑中讀白噴鼻山諷喻詩，課少子，日仿其體作樂府一篇，經月得三十二篇。吾友魏季渚（按：即魏瀚）愛而索其稿，將梓為家塾讀本，爭之莫得也。”（畏廬子：《閩中新樂府》，福州：魏瀚刻本，1898年）
[55]林紓：《自序》，《畏廬詩存》卷首。
[56]林紓：《少帝頒御書“煙云贍養”春條紀恩一首》，《畏廬詩存》，卷上25頁。
[57]林紓：《御書記》，《畏廬三集》，68頁，
[58]見朱羲胄述編《貞文師長教師年譜》，卷二24頁。
[59]《少帝頒賜御書“煙云贍養”春條紀恩一首》《丙辰清明四謁崇陵禮成志悲》《十月二十一日先天子忌日，紓齋于梁格莊清愛室。五更具衣冠，同梁鼎芬、毓廉至陵下》《謁陵禮成視毓清臣廉》，除第二首見《畏廬詩存》，其他分刊1917年6月23日、25日《至公報·文藝叢錄》。
[60]如林紓1916年作《懷人詩三首》，所懷之劉廷琛、勞乃宣都是有名的遺老，詩刊1917年6月1日《至公報·文藝叢錄》。
[61]林紓：《答鄭孝胥書》，《貞文師會議室出租長教師年譜》，卷二59頁。
[62]拜見《共和果從此了結乎·履行復辟之情況》，《至公報》，2版，1917年7月2日。
[63]文藝編譯社編纂：《復辟始末記》，卷上75頁，上海：文藝編譯社，1917年。
[64]林紓：《瞥眼》，《煙云樓詩稿》。以下凡引自此底稿者不再注。
[65]《共和果從此了結乎·清皇室立場紀聞》：“風聞年夜內得復辟新聞，世太保（按：即世續）、清太妃等均年夜哭云，每年四百萬圓恐亦難保云。”
[66]如《蒲月二旬日晨起，聞齊化門外有巨炮聲，知外兵近矣，慨然有作》《書感》《蒲月廿四日晨起聞巨炮聲，知外兵近天壇矣。……》諸詩。
[67]《廉價了張勛矣》，《至公報》，2版，1917年7月9日；文藝編譯社編纂：《復辟始末記》，卷下9-10頁、卷上56-57、60頁。
[68]征召鄭孝胥時在1917年7月4日，“著敏捷來京，準備召見”（《復辟始末記》，卷上55頁）。
[69]見《移家》，并拜見朱羲胄述編《貞文師長教師年譜》，卷二26頁。
[70]《王碧棲先一日馳書趣予出城，言不可且悔，乃果有本日之變。午后事定，作此寄碧棲》，《畏廬詩存》刪往“乃果有本日之變”，易為“余謂義不妥行”（卷上32頁）。
[71]文藝編譯社編纂：《復辟始末記》，卷下13、14頁。
[72]《畏廬詩存》此詩標題略有分歧，重要是在“寂無行人”后，多出“飛彈過余屋頂，其聲蚩然”。又，“清再亡”初寫作“清室亡”，后改（卷上31-32頁）。
[73]《職教員名單》，北京年夜黌舍史研討室編：《北京年夜學史料》第一卷，332頁。
[74]畏廬：《寫〈潛樓圖〉寄劉幼云青島》，《至公報·文藝叢錄》，1917年6月7日。
[75]見《年夜總統令》，《當局公報》539號，6頁，1917年7月17 日。
[76]文藝編譯社編纂：《復辟始末記》，卷上60頁。
[77]同上，卷下17頁。
[78]《畏廬詩存》中《閱報有感》（卷上29頁）一詩，對宣統復辟后，朝臣忙于分官投機作了集中嘲諷。
[79]林紓：《答鄭孝胥書》，《貞文師長教師年譜》，卷二59-60頁。
[80]《蒲月二旬日晨起，聞齊化門外有巨炮聲，知外兵近矣，慨然有作》。
[81]林紓：《答鄭孝胥書》，卷二58頁。
[82]見林紓《段大將軍以參謀一席征余，余老矣，不與人事，獨能參將軍軍事耶？既謝使者，作此自嘲》，《至公報·文藝叢錄》，1917年11月4日。
[83]《段合肥否決復辟之電文》，《至公報》，第1張第2版，1917年7月4日。
[84]歐陽修：《雜傳·馮道傳》，《新五代史》卷五十四，第2冊，614、61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85]事定后，北洋軍界各師長于7月14日會議，發通電以為：“除惡務本，本在清廷。”是以請求“撤消平易近國優待清室前提”及“撤消宣統名義，永不準再以帝號稱號號令滿蒙”（《復辟始末記》，卷下18-19頁）。
[86]林紓：《答鄭孝胥書》，《貞文師長教師年譜》，卷二59頁。又，《述懷》自稱：“吾生一鈍奴，目瞶鬢發蒼。但識恩主人，初不知炎涼。”（《畏廬詩存》，卷上29頁）所言與之相似。
[87]林紓：《答鄭孝胥書》，卷二60頁。
[88]《年夜總統令》，《當局公報》539號，6頁，1917年7月17日。
[89]1918年“諭琮兒”。
（作者單元：北京年夜學中文系。圖片除題圖外，均為夏曉虹傳授供給。轉錄發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大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