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袁枚喜翻覆宋人舊說,曾言:“宋人好附會名重之人,稱韓文杜詩,無一字沒來歷。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獨盡千古者,轉妙在沒來歷。”所謂“沒來歷”,是指杜甫、韓愈的創作,于修辭一道,重師心而多造語。

清中期文學家、思惟家方東樹也有相似的不雅點。他以為,杜公以六經和《史》《漢》感化行之,絕後后作者,古今一人罷了。韓公眾法亦同此,而體裁為多,氣格段落章法,較杜為露圭角,然造語往陳言,自力千古。

但相較而言,杜甫為詩“語不驚人逝世不休”,特重營構客觀意象;韓愈追慕逸響,作文“惟陳言之務往”,故其造語更顯崢嶸。

韓愈一貫秉持“惟古于詞必己出”的創作立場,不雅念上既不愿蹈襲後人,其造語天然滾滾汩汩。東方文壇可與之比肩并駕的作家,大要就只要莎士比亞了。

韓愈造語,不只多少數字宏大,且因想象奇崛、意涵深遠、用語精當、聲調鏗鏘而為后人賞愛、沿用。此中,不少便轉為時聞于唇齒、罕見于筆真個成語。

以韓愈《進學解》為例,此中成語傳播后世的不下二十,如“業精于勤”“行成于思”“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貪多務得”“細年夜不捐”“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跋前躓後”“牛溲馬勃”等。

此外,后世還從這篇文章中提煉出一批成語——“撮要鉤玄”,出“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通宵達旦”,出“焚膏油以繼晷”;“力挽狂瀾”,出“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閎中肆外”,出“師長教師之于文,可謂閎此中而肆其外矣”;“號冷啼饑”,出“冬熱而兒號冷,年豐而妻啼饑”。

《進學解》全文不外千余個人空間言,進獻于后世的成語,豐富如是!縱覽古今文章,可謂絕後而盡后。

韓愈之所以能別出心裁、造語瑰異,與他作文奉《史記》為圭臬頗有干系。柳宗元曾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而韓愈推許柳宗元,將其視為同志。考其緣由,也與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有關。

司馬遷撰述《史記》,榜樣周文王1對1教學、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子諸人。他在《報任少卿書》中誇大,文章要震古爍今,作者須為“倜儻很是之人”。同時,此“很是之人”還需“意有所郁結”,借著作“以舒其憤”。這般,方能“通古今之變”,新陳代謝成“一家之言”。

縱不雅韓愈平生行事,確可以“倜儻很是之人”稱之。他兒時遭喪亂、流浪顛沛,后又蹉跎科舉、蹭蹬宦海,數次因敢言切諫而謫遷。不外,“毒霧瘴氛”并未損傷其無邪,一身浩然之氣緣“盲風怪雨”而氤氳會聚。

在《答李翊書》中,韓愈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年夜而物之浮者鉅細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低者咸宜。”這里的“氣”,與其說是品德時令,不如說指涉的是作家的感情氣力。

坎壈的人生,直爽的性情,讓韓愈心坎不時佈滿激越的感情。是以,韓愈為文,同于太史公,皆“奮發所為作也”。“奮發”作為韓愈主要的創作機制,常令其人的造語內蘊豐沛的情感,故能以其熱鬧誠懇沾染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讀者不由自主、反復體味,多方應用韓愈的這些造語。一朝一夕,造語也就演變成了成語。

西漢揚雄曾評價司馬遷,“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六朝劉勰以“愛奇反經”總結《史記》的著作思惟。韓愈既然師法《史記》,又曾言己“少小尚奇偉,生平足悲吒”,則其造語的心思動因生怕異樣本源于“愛奇”。是以,固然號稱“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但“務出于奇,以分歧俗為主”的創作立場,使其造語往往顯顯露有悖儒家經義的顏色。

例如,“跋前疐后”一詞本出自《詩·豳風·狼跋》中的“狼跋其胡,載疐其舞蹈場地尾”。毛詩弁言以為:“《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謠言,近則王不知。周年夜夫美其不掉其圣也。”鄭玄箋注“狼跋”一句,指“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但是不掉其猛”。可見,在經學家眼中,“狼跋其胡,載疐其尾”雖是描述處境的危困,但此句重點在于展示周公“不掉其圣”“不掉其猛”的德性。

但是,顛末韓愈的重構,“跋前疐后”一語更多具有譏貶的寄義,用以浮現“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的拮据為難。可想而知,當人們接收了韓愈這一造語的感情意味,再反不雅《狼跋》,追思周公抽像,教學場地必定是還有一番味道涌溢心頭。

固然在陳寅恪看來,韓愈模擬《史記》所作的小說《毛穎傳》并不勝利,但韓愈運“傳奇”之思以“自鑄偉詞”,卻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績。好比,“軒然年夜波”和“江河日下”,狀寫景物,如在今朝;“蠅營狗苛”和“不自量力”,描繪抽像,繪聲繪色;至于“滔滔不絕”和“朝發夕至”,語涉夸張,恰似平易近間平話;而“問道于盲”和“雪上加霜”,言簡意賅,宛然微型故事。

與韓愈倡導的先秦兩漢散體文比擬,六朝駢文在句式、辭藻、聲律等方面有更多的限制,但其創作精力相當不受拘束。梁簡文帝蕭綱在給其子的手札中提出:“立品之道,與文章異,立品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縱。”“放縱”就是誇大創作上不受拘檢。周全考核韓愈的詩文,“放縱”可謂其創作的一種底色。用他本身的話來描述,講座場地那就是“閎此中而肆其外”。為文既然“放縱”,筆端自多“新變”。韓愈造語頻傳的緣由,由此也就不難懂得了。

現實上,同六朝比擬,有唐一代的造語之勢已不成同日而語。六朝之所以造語迭出,一方面源于精力上的不羈,另一方面也與駢體寫作思想有關。

漢語成語,以四字者居多。考核其構詞法例,實與結撰駢體分歧,即都講究對偶。對偶之外,傳播后世的成語還需煉字精審、選聲諧律,即所謂“麗句與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韻俱發”。這也是一篇勝利駢文理應具有的修辭特征。

考核韓愈的造語,尤其是那些后轉為成語的造語,其在修辭上往往與駢文暗通新聞。例如,以“昂首”對“帖耳”,以“垂頭”對“沮喪”,臣服與頹唐的人物抽像活潑鮮活;以“浪費”對“揚厲”,以“深居”對“簡出”,朝上進步與退隱的人生立場呼之欲出;以“駕輕車”對“就熟路”,覽不雅即鬧事事順暢之感;以“弱之肉”對“強之食”,讀之頓覺社會哲理。

無須諱言,由於決心獵奇、不循常格,韓愈的造語有流于險怪冷僻之處。但其人近搜遠紹、旁征博引,加以取精用宏、融合貫穿,憑一己之力貢獻于漢語成語,宏富如此,罕有其匹。

(作者為華東師范年夜學國際漢語文明學院副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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